隐性超期羁押现象透析.docVIP

内容摘要：隐性超期与超期羁押同类不同种，同样给被羁押人员造成人身、心理上伤害，执法人员在努力避免被贴上超期羁押的标签的同时，又有意无意地窥避法律，使隐性超期现象广泛存在，只有深刻分析该现象产生的原因，才能找出解决之道。 　　关键词：隐性超期，自审自批，互借期限，有罪推定，同态复仇，立法技巧，取保候审 　　当保护人权与超期羁押这一矛盾在司法实践中难以调和之时，当公平公正的司法理念在超期羁押现象面前痛苦挣扎之际，高检院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清理超期羁押专项活动，使大多数实务界人士认为人权保护和司法公正曙光再现。但笔者认为虽然表面上超期羁押现象已得到有效的遏制，但隐性的超期现象则依然存在且不容忽视。笔者拟就该现象的类型，产生的原因以及改进措施略陈管见，求教大方。 　　一、隐性超期羁押面面观 　　所谓“隐性超期羁押现象”是指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羁押超过法定的一般规定而未突破规定的上限，但羁押延期的审批不合理、操作程序不规范，或者羁押期限规定模糊的现象。笔者经过研究，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1、自审自批型，即羁押期限的延长及重新计算均由侦查部门自行决定，无需其他单位批准。 　　（1）“三类人员”的刑拘扩大化。《刑诉法》第六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对于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犯，提请审查批准的时间可以延长至三十日”，《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刑事拘留延长至三十日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实践中公安机关凭借此规定使刑拘达三十日之久的占80以上，而刑诉法规定拘留时间有一个递进过程即一般嫌疑人三日→特殊情况可以延长一至四日即共七日→三类重大嫌疑人可延至三十日。而最后一种应当是例外情况而非普通现象。但实践的作法恰恰相反。 　　（2）“另有重要罪行”用语不明，《刑诉法》第128条规定，在侦查期间，发现犯罪嫌疑人另有重要罪行的，重新计算侦查期限，针对此条六部委《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2条进一步明确，重新计算羁押期限的由公安机关决定。在实践中却走向极端；一方面对“重要罪行”随意解释，侦查机关往往将同种犯罪中的新的事实理解为“重要罪行”。如盗窃嫌疑人逮捕时查明主要是盗窃机动车辆，后又发现还有盗窃家用电器事实，因而以另有重要罪行重新计算期限；另一方面，将抓获同案嫌疑人亦称之为“另有重要罪行”。 　　2、混水摸鱼型：这一类型的隐性超期现象多发生在法条规定模糊领域： 　　（1）请示、汇报期限计入真空。有些复杂案件要经过多重请示、汇报，如向审、检委会汇报，向当地政法委汇报，向上级院请示，由于法律并未规定其答复期限，因而造成该期限计入的真空。笔者曾办理一起受贿案，一审判决已于二00二年七月下达，被告人不服上诉至高院，直至笔者发稿时二审裁定仍未下达，追查其原因，该案由省高法向最高法请示，至今无下文，导致被告人仍被羁押无法交付执行。 　　（2）处理管辖权异议期限计入真空。根据最高法院《关于严格执行审理期限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的规定“审理当事人提出的管辖权异议和处理法院之间的管辖权争议的期间”不计入审理期限。实践中有部分被羁押的人中就是此规定的直接感受者。 　　（3）延期审理次数无限制。对于公诉案件，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49条第2款的规定，公诉机关在庭审中建议延期审理的，不得超过两次。而由人民法院决定延期审理的次数却没有限制。如某故意杀人案，检察机关以被告人未满十八周岁提起公诉，庭审中被害人的诉讼代理人认为被告人已满十八周岁。合议庭以需调取新的证据为由决定延期审理一个月，再次开庭时，合议庭又以需对被告人进行骨龄鉴定为由再次延期，以后又因被告人另行委托辩护人，通知新的证人到庭等理由又二次延期，这一案件合议庭决定延期审理达四次之多且其理由均于法有据，但这种无限次地延期审理显然有违司法公正之本义，与此现象相类似的还有发回重审等。 　　3、违规操作型：这一类型主要是指办案人员为了弥补办案时限上的不足，利用法律规定，通过违规操作达到规避法律的目的。 　　它主要指期限互借现象，表现为：第一，公、检、法三家办案人员互借期限，如公安机关在逮捕后不满两个月即侦查终结移送审查起诉，检察机关办案人员与侦查人员协商，将受案日期后推，使审查起诉时间延长；又如检察机关办案人员就某些案件短期限提起公诉，法院审判人员又将公诉机关剩余时间借用，这类现象在实践中屡见不鲜；第二，互借退补期限，由于刑诉法规定案件可退补二次，因而实践中，在法定期限不能结案，公诉机关就以退补来延缓办案时限，有的案件确需退补，但公安机关一个月内又难以补侦完毕，侦查人员又可与审查起诉人员协商，借用审查起诉期限；第三，上下级检察机关移送管辖期限互借，基层检察院对于移送上级检察院管辖的案件，往往只作初略审查，三、五天内就报送上级，而上级检察机关则可借用基层的一个月剩余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