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中国求法僧俗出国前后学习域外语文的机缘.PDFVIP

中華佛學學報第 010 期 (p249-265) ： (民國 86 年) ，臺北：中華佛學研 究所，.tw Chung-Hwa Buddhist Journal, No. 10, (1997) Taipei: The Chung-Hwa Institute of Buddhist Studies ISSN: 1017─7132 淺論中國求法僧俗出國前、後 學習域外語文的機緣 曹仕邦 中華佛學研究所研究員 p. 249 提要 本文所論，首先是中國求法者出國前學習梵文的途徑為何？他們的語文 師資，最初是來華弘法的天竺或西域僧人，後來加入了旅居中夏的印度 居士，更有求法歸來的華僧和譯場中人。 至於西僧教授華人梵文所使用的媒介語，則是漢言。原先他們為了在禹 域弘法而學習華夏語文，而居住於今河西走廊一帶的小月氏人曾扮演過 重要角色。事緣自東漢以至西晉初，印度曾是建國於阿姆河流域的大月 氏國底附庸國，印度僧侶多數懂一點宗主國的月氏語，當他們自陸路進 入玉門關之後，便利用月氏語向兼通兩種語文的小月氏人學習漢語。此 外，依本文所考，西僧往往跟旅行商人們結伴東邁，他們在途中可能通 過粟特語或 Prakrit，跟同行的漢族旅行商人先學點初階漢語，然後在來 華後生活於華言環境中逐漸加強中國語文的能力，於是可以通過漢語來 教授梵文。 及至華人求法者學過梵文再首途之後，循陸西行，沿途所經都是西域的 佛教國度，而梵文在這些國度的佛寺中是通用語文，因此中夏求法者只 要找上一家佛寺，便可使用梵文作媒介語來要求幫助，不必先學懂沿途 各國的不同語言。自中國跋涉往印度，陸途大抵要走上三年，倘使三年 來求法者都一直使用梵文跟西域僧侶交涉；甚或在西域順便聽講佛法的 話，則達印度時，他們的梵文已很流利了。因此古時循陸求法者遠比循 海的來得多。 至於僧史中載有兼通各種外語的求法高僧，則關乎他們的學習語文能力 和興趣，西行不必多學不同語文。 （本文原屬仕邦於民國84～85 年度繳交於本研究所的研究專題《中國 佛教求法史研究》的首章，如今稍作改寫，以應本學報的邀稿。） 關鍵詞：1.小月氏人的媒介角色 2.中亞佛寺通行梵文 3.三年求法行程 與梵文的磨練 p. 250 一、華人求法者在國內學習域外語文的機緣與師資 華人僧俗[1]出國前學習外語[2]的師資，主要是東來弘法而通中國語文 的外國法師。何以言之？佛法來華，最初是個別忘身為法的外國沙門甘 冒生命之險，闖過沙漠、雪嶺或洶濤大海前來禹域，然後逐漸將釋迦遺 教弘揚於此土。他們的努力，已為治佛教史的人所公認。至於所謂東漢 明帝（58～75 在位）於永平十年（67 ）或以前感夢金人而主動遣使往天 竺求法的神話，已愈來愈不被人接受了。[3]而西僧來華後跟禹域之人接 觸之初，首先遇到了彼此語言不通的問題，下面的故事，可助說明其中 苦況。 在西晉武帝（261 ～290 在位）御宇之世，有印度僧人竺高座到達中國的 敦煌郡（今甘肅省的敦煌縣）。由於當時印度是大月氏國的屬國，故竺 高座懂得宗主國的月氏語。而敦煌一帶原屬月氏人西遷建國前的故土， 境內仍住了不少稱為「小月氏」的月氏族遺民，他們兼通漢語和月氏語。 於是竺高座便收了一位八歲的當地月氏兒童作沙彌，取法號為「竺法 護」。 竺高座所以收竺法護（約 266 ～308 時人）為徒，因為這徒弟兼通兩種 語言，既能用月氏語跟自己交談， p. 251 也能替自己講經說法時用漢語翻譯，更能在其他時間用漢語替自己奔走 辦事。[4] 從上述故事，反映了早期東來弘法的外國法師跟華人接觸時語言不通的 一面。 然而他們既然不避險阻來華弘法，當抱定學習中國語文的決心。因為古 時華人一向自視為天朝大國之民，不屑學習外語，倘使外國法師不通華 言，又如何向傲岸自高的華人宣弘？梁釋僧祐（445 ～518 ）在《出三藏 記集》（《大正藏》編號 2145 ，以下引用簡稱《祐錄》）卷13 〈尸梨 蜜傳〉略云︰ 尸梨蜜（ Śrīmitra），西域人也。永嘉中（約310）始到此土（頁 98 下）。 （尸梨）蜜性高簡，不學晉語，諸公（東晉之達官貴人）與之語言，蜜 因傳譯（頁 99上）。 從「蜜性高簡，不學晉語」的反面，使我們知道來華西僧們多數是努力 學習華夏語文的。 然而華夏使用方塊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