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票号的兴衰与我国会计发展的关系.doc

山西票号兴衰与我国会计发展的关系 中国会计有着悠久的历史。如果说原始的计量记录行为始于旧石器时代的中晚期，那么，见之于文字记载的中国会计，已于公元前1100年至公元前250年左右的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就初具规模，那时，中国就有了“会计”的称谓，并认识到，会计工作是一项由零星核算到汇总核算再到三年大计的系统过程，这一系统过程应当真实、恰当。会计在当时的涵义是：既有日常的零星核算，又有岁终的总核算，通过日积月累的岁会的核算，达到正确考核王朝财政经济收支的目的。公元1000年，中式会计在盛唐的基础上又有新的进展，并依旧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从公无1002年到1068年，连续三代皇帝推行财计组织体制改革，试图以此理顺中央与地方财计之关系。公元1069年，王安石以“理财”为纲进行变革，并以“制置三司条例司”作为改革的总机关。公元1074年，设置“三司会计司”，以此总考天下财赋出入，实行一州一路会计考核制度。尽管以上改革未果，然而，这些事件却在会计发展史上造成了重要影响。公元1078年至1085年，又回复到唐朝的“三省六部”体制，并重新确立了政府会计、出纳及审计的组织地位，使会计工作恢复到正常状态。上述史实表明，在11世纪，中国所进行的财计改革，在当时世界上依然具有先导性作用。进入12世纪后，南宋的“审计院”设置，以及明朝的“都察院制度”、财物出纳印信勘合制度、黄册制度，以及继承两宋之制所实行的《会计录》编纂制度与钱粮“四柱清册”编报制度等，也依然闪烁着中式会计的历史光辉，为世界会计史研究者所肯定。宋朝采用“四柱清册”的方法。“四柱”指旧管、新收、开除、实在，即现时会计术语的期初结存、本期收入、本期付出和期末结存。正是从15世纪中叶起，中国开始在政治、经济、文化及科学技术方面落后于西方国家，自此，文明古国的会计占主导地位的时代过去了，而近500年左右的世界会计史一直朝着西方经济发达国家占主导地位的方向发展。在中国的会计发展史中山西票号的出现为我国会计的发展也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明末清初，中国资本主义有了一定的发展，工商业进入工场手工业和大商业发展阶段，资本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实现了分离；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工商业出现了自有资本与生产经营所需资本不平衡的矛盾，即经营资本的困难。工商业为寻求解决资本困难的途径，企业之间相互以商品形态提供信用，从而发生了商业信用，并有了工商汇票的流通；商业信用可以调节某些企业的暂时资本困难，但充其量不过是工商业自有资本的充分利用，并不增加工商业资本的总量，所以商业信用不能完全解决工商业经营资本的困难，向社会提出信用支持的需求，从而在康熙、乾隆年间发生了银行业——账局，为工商业发放贷款和办理存款。按说，大量货币的运来运去，商人是会要求改变运现方式为汇兑方式的，可是账局只经营存款业务而不经营汇兑业务，故而账局只设在一城一地没有分支机构。这是因为，国内民间尚处在书信不通的历史时代，故不具备经营汇兑业务的条件。乾隆、嘉庆以后，由于埠际贸易扩展，汇兑业务发展迅速，专营汇兑的票号应时产生。嘉庆道光年间，伴随商品经济的发展，大商业普遍实际着总分号制，以及出外经商做工人群增加，通讯成为社会的普遍要求，从而促成民信局的产生和发展，结束了我国民间书信不通的历史，为银行业经营异地汇兑业务是供了条件。民信局由浙江宁波商人创办和主要经营，发生于“嘉道年间”，传递书信之外，也捎寄包裹和少数银钱。民信局实行分支机构制，一家信局在许多城镇设庄，一个城镇有民信局几家到一二十家，故而能邮通天下。这就是票号产生的最主要的背景。在这种背景下，山西平遥县商人继承工商汇票的经验，于19世20年代（或道光初年）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山西票号——日升昌。其后，平遥、祁县、太谷三县商人继起，将原来由商号兼营的汇兑业务划出或重新集资设立票号。形成山西人独占的一大新兴行业，通称山西票号。 山西票号由初期的产生到迈向辉煌，追溯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明确的产权和公司治理结构 在票号产生的那个年代，晋商的管理模式与现代企业理论不谋而合。现代企业理论强调，企业的效率来自产权明晰，而且最有效的产权形式是股份制。票号实行的正是股份制，票号的资本称为银股，分为正股与副股。由这种资本结构可以看出，它已经具备了现代股份制的两个特点。股权多元化和股权相对集中。在票号中代表所有者决策的是大股东，其他股东仅是参与分红。票号实行完全的两权分离，即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东家最主要的责任就是选一个德才兼备的大掌柜，然后全权授权经营。在这种委托——代理关系下，东家承担无限责任，大掌柜有经营管理实权，但不承担经营中的风险。在大掌柜选定之后，就由大掌柜选择并组成自己的管理团队。采用垂直管理集权模式，业务多为“南银北存”，即吸收北方达官贵人的存款，到南部商业发达地区放贷。票号实行垂直式集权管理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