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词：浅斟低唱中，寄托无限深情.docxVIP

　　不同版本的传唱，在不经意间提醒我们，宋词虽早已被视为一代之文学的案头之作，但实则作为两宋通俗音乐配唱的歌词而繁盛一时。　　以词来配合的音乐名叫燕乐，也称宴乐，是隋唐之际从西域传至中原的一种新音乐。　　经与本土音乐的融合，成为流行于唐代的所谓胡夷里巷之曲。　　与本土的清商乐曲调相比，燕乐旋律更为复杂和变化多端。　　区别于乐府诗的以诗谱曲，词的创作是按曲填词。　　这些流行于唐代的歌词，今人依旧能从保留下来的186首《敦煌曲子词》中一窥原貌。　　这些曲子词的题材内容虽然普遍，但谈情说爱的部分仍然最多。　　然而，这些多唱男欢女爱的新曲子，最初却不可能在文人间流行。　　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诸葛忆兵看来，这正缘于儒家强大的诗教传统。　　长期以来，作为尊体的诗歌，以言志教化为主，鲜有书写男女之情的作品。　　文人写这些东西比较丢脸，类似于当代的*门，会对他们的仕途产生影响。　　唐代文人写词，最多像白居易的江南好，风景旧曾谙，写写风景。　　或者像张志和的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写写隐逸生活。　　但是这些曲子不适宜传唱，想想看，在灯红酒绿的宴会上，唱什么江南好、渔歌子？不太搭调。　　正因为没有文人士大夫的大量参与，燕乐已在隋唐流行了200多年，曲子词却一直没有兴盛起来。　　情况在内忧外患的晚唐发生了变化。　　在一个国破家亡、礼崩乐坏的末世，儒家思想失去效力，士人自觉没有前途，整个上层社会纵情于声色享乐之中。　　由此，便出现了宋之前的第一个词作高峰——后蜀与南唐两大创作中心。　　然而，词在宋代的发展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顺利。　　诸葛忆兵在研究宋词的过程中，发现在北宋初年四朝的80多年时间里，词坛一片寥落，流传下来的不过11位词人的34首作品。　　其实对这一现象，早在南宋初年，词学家王灼便有所关注国初平一宇内，法度礼乐，浸复全盛。　　而士大夫乐章顿衰于前日，此尤可怪。　　只是，王灼对此并无解答。　　诸葛忆兵的解释则是，在一个大一统的王朝，儒家的思想管控重新建立，士风、文风为之一转，文人普遍不写为配合歌舞酒宴间流行音乐演唱而作的词。　　北宋代周而起，与士大夫治天下，建国初年，帝国急需扭转五代时期败坏凋敝的士风，首要举措便是以学校、科举大力弘扬儒家的道德准则，以正士风。　　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下，士大夫写词，自然难以流行。　　写得少是一方面，还有一部分则在家写完酒醒之后烧掉，当时流行一句话叫自扫其迹。　　即使保留下来的词作，也要争取与男欢女爱保持距离。　　翻开宋初的几首词作，不论是王禹偁的天际征鸿，遥认行如缀。　　平生事。　　此时凝睇。　　谁会凭阑意《点绛唇》，还是林逋的吴山青，越山青，两岸青山相送迎。　　谁知离别情《长相思》，抑或范仲淹的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苏幕遮》，所写不过仕途失落、羁旅相思之情，倒更像中唐词人的作品，而迥异于绮靡艳丽的花间词与之后的北宋词风。　　然而，北宋初年士大夫以声*自乐的社会风气已然形成，寻欢作乐的宴游生活并不奇怪，只是似乎更多停留在欣赏娱乐层面，与词作保持了刻意的距离。　　而事实证明，士大夫的创作离开了歌舞酒宴、声*女乐，词的真正繁荣仍然尚需时日。　　虽然词写得少，北宋初年的士大夫们却迎来了一个堪称境遇的历史时期。　　这一切都源于国初宋太祖杯酒释兵权所形成的官员文化。　　被身加黄袍的太祖，最为清楚拥兵自重的下属对皇权的巨大威胁，酒宴之后对权臣的一番话多积金、市田宅，歌儿舞女以养天年，自此成为宋代皇帝与士大夫共同遵从的圣训。　　作为一个传统农业国家，宋朝大概是一个在口头上也不强调勤俭节约的王朝。　　上层士大夫普遍奢华生活的背后，是作为支撑的繁盛的商业经济与市民文化。　　汴京在内的大型城市的繁盛，除了发达的漕运，还得益于打破了唐以来坊市分区的硬性阻隔。　　北宋汴京城内允许面向大街开店，与民居错落交杂。　　乾德三年965，宋太祖诏令解除宵禁，汴京很快出现通宵达旦的夜市。　　酒肆乐坊等娱乐场所带来的词作需求，同时在极大刺激着宋词的繁盛。　　在某种程度上，这也决定了宋词本身就是一种都市创作。　　第一个大量写作都市风情与市井生活的词人，非柳永莫属。　　柳永曾在汴京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四处奔波，对当时的杭州、苏州、成都等大城市也颇为熟悉。　　禁漏花深，绣工日永，蕙风布暖。　　变韶景、都门十二，元宵三五，银蟾光满。　　连云复道凌飞观。　　耸皇居丽，嘉气瑞烟葱蒨。　　翠华宵幸，是处层城阆苑。　　《倾杯乐》写的是汴京元宵佳节的繁盛景象。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　　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　　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重湖叠巘清嘉。　　有三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