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一二十代沿海城市社会文化观念变动评析.doc

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沿海城市社会文化观念变动评析 [摘要] 本文以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沿海城市知识群体和市民阶层的社会文化观念变动为研究对象，以社会价值、社会伦理、社会风俗等观念的变化为切入点，力求实事求是地描述这一时期新文化兴起后对沿海城市知识群体与市民阶层在社会文化观念变动上的促进作用，试图从这一角度考察新文化运动的时代意义。 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的清朝覆亡与民国建立，既是近代中国政治体制重大变动的转折点，也为近代社会的转型创造了基本条件。然而，旧的社会文化观念，并不会随着旧体制的坍塌而消解于无形。旧的社会文化观念与新体制运作间的交互影响，既可能迫使知识群体与市民阶层的社会文化观念发生嬗变，也可能挤压新体制令其变形。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一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既是近代中西文化融合的产物，又是新体制扩张生存空间的需要，也是近代中国城市社会文化观念转变的必然要求。 本文以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走在近代社会转型前列的沿海城市为考察区域，集中讨论知识群体与市民阶层在社会价值、社会伦理、社会风俗、大众文化等问题上的认识变化，力求准确地描述新文化运动对沿海城市社会文化观念转变的作用，试图从这一角度考察新文化运动的时代意义。 社会价值观念的变革 民国初年的政治动荡，为思想观念的变革开拓出巨大的空间，新思想、新文化的传播得以大行其道，但社会价值观念的变革并非一朝一夕之功。 从1913年江苏第一师范学校的招生试卷上，人们清楚地感受到传统社会价值观念的根深蒂固： 江苏第一师范学校招考生徒，应考者三百余人，皆中小学生 也。校长杨月如先生嘱各举崇拜人物，以表其景仰之诚。……计 开崇拜孔子者一百五十七人，孟子六十一人，孙文十七人，颜渊 十一人，诸葛亮、范文正八人，岳飞七人，王守仁、黎元洪六人， 大禹、陶侃、朱熹、华盛顿四人，程德全三人，苏轼、康有为、 袁世凯、屠元博二人，伯夷、周公、仲由、苏秦、张仪、秦始皇、 张良、萧何、韩信、司马迁、马援、班超、陆九龄、韩愈、司马 光、程颐、徐光启、顾宪成、史可法、曾纪泽、梭格拉底、亚里 斯多德、马丁?路德、培根、卢梭、梁启超、武训、杨斯盛、安 重根、蔡普成……各一人，此外二十三人则无所崇拜者也。［1］ 在300多名应试者中，崇拜孔孟者有218人，占三分之二强，颜渊、王阳明、朱熹、程颐等儒家人物也都有人崇拜。古代知名的谋士也有诸葛亮、苏秦、张仪、张良、萧何等上榜。这份答卷真实地体现了传统社会价值观念在当时青少年心目中的地位。尽管华盛顿、梭格拉底、亚里斯多德、培根等欧美名人也有少数人提名，但两者毕竟相差悬殊。这份试卷，从一个方面反映出当时教育界中学为主、西学次之的知识构成，显然，儒家思想仍然是社会公认的思想权威和价值标准。 民国初年，旧的社会价值观念受到冲击，而新的价值体系尚未建立。社会上一方面出现了倡导平等自由的新气象，另一方面社会风气奢靡腐败，世风日下。许多知识分子如康有为等，认为这些社会问题的产生主要是由于孔教废弃、纲纪荡尽的结果。袁世凯上台后，尊孔活动日益盛行。如“广东教育司长自公告小学私塾一律废止读经后，教育会会员起而质问”。“上海为开明之地，各小学校读经者固类多废止，而各私塾则仍多抱持不废”［2］。1912年10月，各地组织活动庆祝“圣诞”（教育部公布 10月7日为孔子诞生日）。1913年，上海“在沪各团体及各学校教习及男女学生陆续诣庙行庆祝礼，多至三千余人，其专以一己名义赴庙庆祝者不下二百余人，午后开圣诞纪念会”［3］。镇江“绅商学军警各界均于是日午前八时至孔庙大成殿拱行三鞠躬礼”［4］。可见当时尊孔崇圣风气之盛。 新文化运动的批孔风潮，不仅针对民国初年尊孔崇圣的活动，更把矛头指向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控制，争取普遍的精神解放。陈独秀、吴虞等人从人性压抑的角度深刻剖析了孔学的实质，认为三纲五常是其核心。“率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者，三纲之说为之也。缘此而生金科玉律之道德名词，曰忠，曰孝，曰节，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而为以己属人之奴隶道德”［5］,是对个性、自由、尊严的扼杀，三纲五常的封建礼教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制造顺民的大工厂”［6］(P14-15)。 人的价值观念革命不仅仅在于批判，而在于破与立的统一。新文化运动中，问题和争鸣层出不绝，激进主义者以“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姿态——即批判和怀疑的精神，围绕着诸多社会问题展开讨论，诸如妇女、教育、文学、劳工、宗教等等。在打破旧思想的同时，人们能够反思传统文化，“兼容并包”地吸收新的外来文化，并开始接受新的社会价值观念。 进入二十年代，知识界对于现实社会的发展更为关注，以“窥探吾民真正舆论之所在”为目的的民意测验，开始在一些高等学校出现。1923年1月，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利用周年纪念进行了一次民意测验，随后中国大学、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