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小组----情与法冲突.pptVIP

情与法冲突 第十五小组 一代英主唐太宗，曾所忧虑的不是法律在实际中难以恪守的问题，而是深患官吏“守文定罪”，扼杀人情。他曾对大臣说：“比来有司断狱，多据律文，虽有情可矜而不敢违法，守文定罪，或恐有怨。” 明初朱元璋的“重典治国”的思想，却对于改良吏治、安定社会起到了积极作用。据《明史*循吏传》记载：“一时守令畏法、洁己爱民，以当上指，吏治焕然丕变矣。下逮仁、宣，抚循休息，民人安乐，吏治清澄百余年。” 一、情在古代司法中的体现与意义 （一）、尧、舜时期的象刑 （二）、汉朝儒法合流后“德主刑辅”思想 （三）、明丘濬“慎刑恤狱”思想 传说形成于尧、舜时期的象刑，就体现了部落成员之间的一种法的温情。其具体规定是，当部落某一成员违反了部落习俗，以穿赭衣示犯有杀头之罪；以穿两只不同的鞋示犯有刖足之罪；以黑布包头示犯有黥劓之罪。这种象征性的刑罚代替残酷的肉刑，以自身的羞愧、反省来约束部落成员，从分了体现了法的温情。 据《尚书*酒诰》记载：“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又惟殷之迪，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杀之，如惟教之。”意为，对违反法律，聚众饮酒的周人，以严处罪，决不宽贷；而对于商遗民犯“群饮“罪，先进行教育，因为商遗民可能不知道周人的法令，而以旧习行事。经过教育仍不改正者，再施以刑罚。这种“先教后刑”的思想体现了法的合理性。 汉初以道为本，提出刑不厌轻，罚不患薄，刑罚务须宽轻。在执法过程中，宁可纰漏有罪之人，也不能错判无辜之人。这对于减少冤案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其次，董仲舒认为，天地万物，以阴阳转化为“大”。阳主生，阴主杀，上天有好生之德，故以阳为主，阴为辅。教化为德，德为阳；刑罚为杀，刑为阴。上天既然贵阳贱阴，阳多阴少，统治方式亦应“大德而小刑”。其中的德治思想这包含了人情、人性。 丘濬认为犯罪的经济根源在于民穷。要杜绝犯罪，首先要“养民”、”富民”，而不能“劳民力”、“苦民心”、“费民财”、“戕民”。犯罪的思想根源发于“左道”、“邪术”。主张“仁以存心，义以制事”。 其次，丘濬主张原情定罪，“存哀敬以折狱”。判罪时应“随其情而权其轻重，于经于律，而不违背”。若经义与刑律相违，则“不可泥于法”，而应“因情以求法”。 但是，当情被过分强调时，便会走向反面。人之常情往往会被私情、私欲所取代，情在法中所产生的神奇效果就会化为腐朽。 例如，清末著名的杨乃武案件，各官员明知案件是误判，却碍于“官官相护”的情面，使得案件一度不得澄清。此种情况下，私情使得完备的法律形同虚设。情在法中是有其存在的合理意义，但是不能完全以情断案，以情盖法。明法，重法，有时虽然严酷，但在某种程度上的严刑亦有其合理性。 二、重法思想的体现与积极意义 （一）、商鞅“明法重刑”思想 （二）、朱元璋的“重典治国”的思想 秦国变法中，商鞅提出的“明法重刑”思想，对于秦国的强大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明法的目的：“为法，必使之明白易知”，让“万民皆知所避就”。这就保证了法律的公开性。商鞅认为，“去奸之本，莫深于严刑。”又说：“禁奸止过，莫若重刑”。实行重刑的根本在于治奸惩恶，而非此道不能消除社会的弊端，保证社会秩序的稳定。这种“明法重刑”的变法使得秦国走上了法治的道路，经济获得了迅速发展，国力大增，为秦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 朱元璋的“重典治国”的思想，却对于改良吏治、安定社会起到了积极作用。据《明史*循吏传》记载：“一时守令畏法、洁己爱民，以当上指，吏治焕然丕变矣。下逮仁、宣，抚循休息，民人安乐，吏治清澄百余年。”可见严格依法，重典治国的思想使得官场澄清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礼法并用，情法和谐”法律思想。 （一）张斐“本其心，审其情，精其事”论罪原则 张斐认为量刑定罪须“刑”、“理”、“心”、“情”、“事”综合考察。他认为：“夫刑者，司里之言：理者，求情之机。……论罪务其本心，审其情，精其事，近取诸身，远其诸物，然后乃可以正刑。” 心，为犯罪动机；情，为人之常情或犯罪时的情绪；事，为犯罪后果。理，是法之理、律之理，刑之理，“三纲五常”的做人之理，亦是万事之理。意思是说，用刑须以理为指导。考察犯罪者的犯罪动机，当时的情绪及犯罪后果。并要甄别犯罪者的供词及当时，认证与物证，然后定罪用刑。 张斐的决狱思想，相较于《春秋》决狱中的“论心定罪”思想更为合理。“论心定罪”的具体标准是“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杀”。这种标准虽亦是法中含情的体现，但是忽略了“刑”、“理”、 “事”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