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正确对待传统文化反对分析.pptVIP

对儒学的认识 （一）儒学不能解决中国的一切问题 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所包含的并已融入中华民族精神的大量的人类智慧成果，在影响和塑造中国人，维系社会的长期稳定和有序发展，影响中国和世界未来方面，起过重要历史作用。但对于大陆新儒家鼓吹儒学的神话：儒学是最高精神实体、“形上本源”的“神圣天道”，可以解决中国一切问题。诸如此类已经不是什么儒学研究的科学论断，而是不顾历史事实的臆说。历史的结论是： 1.儒家学说未能挽救历代王朝的灭亡。 中国古代大多数王朝，从汉武帝到清王朝，在绝大部分时间里，一直以儒家思想作为指导思想。儒家学说一直是意识形态领域里占据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并且在儒学内部不断进行创新，推出新儒学，但最终还是未能阻止各王朝时期的土地兼并，贫富分化，官员腐败，以致社会矛盾的尖锐化，导致王朝的覆灭。这个历史过程大体是：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强行“儒化”国家上层机构，未能阻止西汉的灭亡。 北宋大兴“义理之学”，到南宋时期程朱理学成为官方哲学，突出了“新儒学”控制社会的功能，直到明朝的中后期。 明朝王学兴起，仍未能阻止明朝的灭亡。 清朝仍尊程朱理学为官方哲学，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成为科举考试、官私学教学的权威教材，但未能防范官员的腐败。 晚清时期，儒学作为官方哲学和意识形态，不仅无力解决当时中国面临的危局，而且控制社会的“三纲五常”和维持统治体制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意识形态，反成了阻碍维新的“网罗”，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无论如何考量以西学维护“儒教”的统治地位，也无法改变清王朝灭亡的命运。 2.近现代“尊孔复古”逆流，不能阻挡历史车轮前进，反被时代潮流吞没。 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胜利果实后，为复辟帝制，掀起了一股“尊孔复古”的逆流，康有为和弟子陈焕章力主创立“孔教”，上书要求定孔教为国教，将“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之本”载入宪法，结果是驳者众，应者寡。后康有为与张勋共同导演了扶植溥仪复辟的丑剧，遭国人唾骂。袁氏、康氏的“尊空复古”逆流就此告终。 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时期，以辜鸿铭、林琴南、刘师培等为代表的守旧人士，竭力维护封建文化思想，攻击和谩骂新文化运动的宣传者，为封建伦理道德辩护，遭到了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人的坚决回击。 戴季陶在孙中山逝世后“儒化”孙中山，“儒化”三民主义，在共产党人毛泽东、瞿秋白、恽代英、陈独秀等的有力驳斥下，戴氏的“三民主义真实信徒”的假面具和“纯正的三民主义”的反动本质被揭穿，捍卫了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中共的政治路线和革命理论。 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和“新生活运动”及对三民主义的重新阐释中都强调儒学的治国经邦的重大作用，“中国固有的人生哲学，经孔子的创导，孟子的阐扬、汉儒的训释，自成为崇高的体系，比之于世界上任何派别的哲学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对儒学的重视也未能挽回国民党政权败亡的命运。 （二）儒学社会控制无能的原因分析 儒学对社会的控制，为何会有上述结局呢？ 首先，这是由儒学的根本性质决定的。儒学作为古代自然经济和宗法血缘关系的产物，不可能解决历史上各个王朝统治时期尖锐的社会矛盾，更不能对中国近现代社会的性质及其阶级关系作出科学分析，当然不能给中国社会指出前进方向。 第四章 正确对待传统文化，反对儒化中国思潮 科学地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与儒学的关系，成为理论界的热点问题。近年来，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和新一轮“国学热”的兴起，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再次引起普遍的关注。 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存在着一个“新”与 “老”，“大”和“小”的关系。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儒学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则成为新的主导意识形态。一方面是从漫长的封建社会几经变革转变为社会主义，另一方面是儒学的正统地位为马克思主义所取代。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属于制度化的意识形态，是“大传统”，儒学则已经退居民间，成为知识化或社会生活化的“小传统”。二者并非是对立的、水火不容的，在世界观、实践观、思维方式、历史观、道德观等方面，二者有很多的相似、相通或相容之处。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都应当并且可以从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思想资源。前提是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儒学，分析儒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只有这样，儒学才能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提供有益的思想资源。 一、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比较 （一）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本质之异 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产生的时代不同，代表着不同阶级的利益，具有不同的社会和文化功能。 1.产生背景不同。 历史时代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于欧洲工业化发展历程整整二百年之后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成熟的时代，此时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