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俗节目的常规特征及收视心理.docVIP

PAGE PAGE 1 低俗节目的常规特征及收视心理 　　摘要：在市场逻辑的支配下，广电媒体因过度追求收视率导致了节目愈来愈低俗化。但是由于低俗化的内涵和外延非常宽泛，很难对其准确界定，这使得电视节目低俗化治理充满了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为了准确界定低俗化，减少低俗化治理中存在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通过公众访谈详细描绘了电视节目低俗化的常规特征及其收视心理，从内容特征和内在心理影响两个层面系统把握了节目低俗化的意涵，阐明了节目低俗化的实指对象及其管制重点。 　　关键词：低俗化；真实需要；虚假需要 　　作者简介：管成云，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72） 　　广电媒体占用了频道这一公共资源，其主动的不端行为，以及不作为和作为不够都将关系到普遍的福祉。因此公共服务成为广电媒体不可推卸的总体性社会责任，“除了一般的平衡、公正，服务少数族群或利益外，还必须禁止色情、暴力节目与某些广告的播出”[1]，以避免节目的低俗化损害公共利益。然而，近年来在世界范围内广电节目的低俗化愈演愈烈，给社会道德风气和人类文明尤其是青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这已成为全球广播电视公共服务所面临的突出问题。 　　节目低俗化也是我国广电公共服务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传媒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我国广电媒体变成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竞争主体，为此广电媒体必须追求收视率以保障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白岩松认为：“现在媒体最大的压力不是责任实施的问题，甚至不是政治压力，而是生存压力，我看到越来越多的媒体为生存压力，走到物质第一的地步，都已没有自己的价值观和追求了，钱是第一位的。”[2]广电媒体追求收视率，这本身并没有问题，而关键在于靠什么来提升收视率。在社会转型中，原本相对单一的社会价值观念已经变得多元，在世俗、功利、浮躁等社会风气的影响下，电视观众的娱乐消费欲求不断增加，电视媒体为了竞逐收视率而降低了节目内容的品质与格调，趋向于迎合公众低级趣味的娱乐消费心理，而使得节目变得越来越低俗化。 　　电视节目低俗化破坏了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和文明习气，冲击了传统的价值观念，尤其是损害了青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环境。为了抵制低俗之风，净化节目内容，2007年4月9日至10月8日国家广电总局先后下达了13次通知，对节目低俗化进行专项治理[3]。之后国家广电总局陆续出台了很多管理规定，禁止低俗节目的播出，但是内地低俗化现象仍然没有得到遏制。这种“治乱循环”的原因在于低俗化是一个难以确定的复杂概念，它所关涉的具体内容及其边界范围还不够清晰，更多的是一种抽象的概括，很难对其进行全面管制。同时由于管制节目低俗化具有强制性，如果管制不当，也很容易将低俗化治理的问题转化成限制新闻自由的论争。因此如何管制节目低俗化已成了理论界和实务界共同关注的问题。本研究试图细致描绘电视节目低俗化的常规特征及其公众的收视心理，从内外两个层面准确把握节目低俗化的意涵，厘清管制的基本内容、重点及其责任范围，继而探究治理的合理路径。 　　一、节目低俗化治理的困境 　　“低俗化”这一概念非常宽泛，不仅具有法律层面的意涵，而且也有道德责任层面的意涵。它指那些尚未达到淫秽色情等级，但又明显有不雅内容或公然冒犯社会基本道德的电视节目[4]（序）。由于低俗化的内涵和外延相当宽泛，很难对其关涉的实体进行界定。学者们对电视节目低俗化的探讨普遍集中在“性”和“暴力”两个领域，发现电视节目中不仅包含了大量的“性”和“暴力”内容，而且呈递增趋势。尽管学界关于“性”和“暴力”的节目内容给公众造成的影响仍然存在争论，但是绝大多数研究都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即播放含有“性”和“暴力”的电视节目会给公众尤其是青少年儿童的思想和行为造成负面影响，并会诱导社会犯罪[5]（145）[6]（198）。 　　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尤其为了保护青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各国普遍以家长制的心态立法对媒体进行管制，限制含有“性”和“暴力”内容的低俗节目的播出。我国也制定了各种反低俗化的行政法规和政策，对包含“性”和“暴力”的节目内容进行严格管制。例如《广播电视管理条例》、《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管理规定》、《出版管理条例》、《电视剧审查暂行规定》等都强调广电媒体应禁止制作、播放含有如下内容的节目：诽谤、侮辱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宣扬淫秽、迷信或渲染暴力的；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其他内容[7]。但是“性”和“暴力”涉及法律和道德两个层面，而且彼此交叉重叠，因此很难清晰划分出它们在法律和道德之间的界限。这种边界的模糊性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行政法规管制节目低俗化的法律效力，并决定了管制的不彻底性。广电媒体也往往借助这种边界的模糊性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来规避行政法规的管制，因为道德上不负责的媒体不必承担法律责任。这使得我国电视节目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