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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译介学 译介学最初是从比较文学中媒介学的角度出发，目前则越来越多是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出发来对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进行的研究。 第三章 译介学 如翻译家叶君健批评我们在中译外的工作中，曾经为了所谓的“忠于原文”，画蛇添足地把“老虎”译成old tiger，把“肥猪”译成fat pig，令懂外文的人啼笑皆非。更有甚者，有人还把我们哲学中的一个术语“两点论”依样画葫芦译成法文的la thèse en deux points，结果“两点论”变成了“冒号论”，使得法文读者不知所云，想求忠实反而不忠实。 第一节????翻译与译介学在比较文学中的地位 一、1931年法国比较文学家梵第根在《比较文学论》的第一部第七章“媒介”里，正式讨论了“译本和翻译者”的问题，可谓开比较文学翻译问题讨论的先河。他认为，对译本的研究可从两个方面展开：一个是把译文与原文进行比较研究，另一个是对同一作品的几个不同译本 之间的比较。 二、1951年基亚在《比较文学》中又提出了研究译者和译作的问题。 第一节????翻译与译介学在比较文学中的地位 三、 80年代布吕奈尔等三人合著的《什么是比较文学》又进一步阐述：文学首先翻译现实、生活、自然，然后是公众对它无休止地翻译。他还认为，比较学者的任务在于指出，翻译不仅是表面上使读者的数量增加，而且还是发明创造的学校。 第一节????翻译与译介学在比较文学中的地位 四、罗马尼亚的迪马在《比较文学引论》中指出：翻译包含着译者对原作的评价、对作者的介绍的译序或前言，连同译作一起都是促进文学联系的一个因素，也是历史比较研究的一个材料来源。 翻译，包括作家对现实的翻译，读者对作品的翻译，译者对作品的翻译，别一种国家读者对译作的翻译等。 第二节????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一、译者的创造性叛逆。 （一）个性化翻译。它的主要特征是“归化”：表面上用极其自然、流畅的译语去表达原著的内容，但在深处却程度不等地存在着一个用译语文化“吞并”原著文化的问题；还有“异化”：译语文化“屈从”原著文化的现象。 第二节????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我国早期翻译家周桂笙的翻译更为突出，他在翻译法国作家鲍福的小说《毒蛇圈》时，竟凭空加入了一大段描写女主人公思念父亲的话，因为在他看来，既然此前小说中描写了父亲对女主人公的慈爱之情，此时就非得（依照中国人的观念）插入一段反映女儿对父亲的孝顺之情的话不可。 [1] 《毒蛇圈》，周桂笙旧译，岳麓书社印行，1991年，第87-88页。 （二）??误译与漏译 无意误译，有时有着非同一般的研究价值，因为误译反映了译者对另一种文化的误解与误释，是文化或文学交流中的阻滞点。误译能够特别鲜明、突出反映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扭曲和变形。有意误译，译者为迎合本民族读者的文化心态和接受习惯，故意不用正确手段进行翻译；或者是为了强行引入或介绍外来文化的模式和语言方式，如庞德对中诗的误译。 （二）误译与漏译 当代翻译中也有同样的情况，如《西游记》英译者把书中一个人物“赤脚大仙”误译为red-legged immortal(红腿的不朽之神)——他显然以英语的理解方式把汉语里的“赤”仅理解为“红”(如《水浒》里的“赤发鬼”，英译为red-headed devil),却不知道“赤”在汉语里还有“光、裸”的意思。 （二）?误译与漏译 法国小说《红与黑》汉译中的一个段落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这一段描写主人公于连在市长家当家庭教师，有一次在听到当地的贫民收容所所长瓦尔诺先生在市长面前夸夸其谈时，对虚伪的瓦尔诺产生的极其厌恶的感情。这段话翻译家罗玉君在五十年代翻译如下：(monster) （二）误译与漏译 当研究者把这段话与原文对照之后，发觉在原文中很难找到诸如“社会的蟊贼”、“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之类具有强烈批评色彩的字眼，原来这是“译者凭着自己的主观性，从自己的立场、观点出发，给这些并不蕴含着如此深刻的思想内涵的字眼添加了不必要的、中国人特别敏感的主观成分。” （二）误译与漏译 然而，经历过中国大陆五、六十年代那种特殊的政治气候的人都知道，虽然上述对原文的理解与译者“自己的主观性”有关，但另一方面，这种理解还与当时特定的政治气候也有密切的关系。这种情况就是伽达默尔所说的理解的主体的历史性。 同一段话，到了九十年代，翻译家的理解就不同了。试比较另一位翻译家郝运在八、九十年代重新翻译的这段话：这些恶魔！恶魔！……” （二）误译与漏译 这里，“这是怎样一种现实呀！”，以及“公开的贪污”、“卑鄙的荣耀”、“社会的蟊贼”等词语就都不见了。这种变化与翻译的进步当然有很大的关系，但在这进步的背后，难道不就是理解的历史性，或者具体地说，是理解的主体和客体的所经受的历史演变在起作用吗？伽达默尔的理论为我们观察历代译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