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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PAGE 1 浅析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适用 　　摘要：新的国内立法对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已经有很大的进步，但是仍有不完善之处，并且刑讯逼供的现象仍然屡见不鲜。从刑讯逼供的视角出发，运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浅析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适用的困境并且分析刑讯逼供产生的原因有传统思维的影响、滥用侦查权以及固有的工作模式等。提出诸如明确“非法证据”的界定、完善惩罚制度和后续救济手段、深化保障人权的思想及建立相关配套措施等整改方案，以达到使该规则在我国更好的适用、减少刑讯逼供的目的。 　　关键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刑讯逼供；违法刑讯的惩罚 　　中图分类号：D92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5-0146-02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刑事领域的立法现状 　　（一）立法的进步性 　　在国际范围内，我国先后签署了许多保障人权的国际公约，并且在1986年签署了联合国的《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条约》。在本国范围内，除了宪法对“保障人权”赋予了公民根本权利外，将于2013年1月1日施行的《刑事诉讼法》、《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下文称两个《规定》）等，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法律中从无到有，并不断完善的立法过程，严禁刑讯逼供的相关规定体现了我国致力于民主法制建设、保障人权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二）立法的局限性 　　首先，“非法证据”规定不清晰。过去条文只是以列举的方式认定“刑讯逼供”、“威胁”、“引诱”及“欺骗”等几种违法的行为方式，那么具体以什么方式、什么程度才是刑讯逼供并没有统一的定论。《规定》对什么是非法证据，并没有明确的规定。现实中的违法行为并不能够被穷尽，这也给法官自由裁量，制造了障碍。该规定还有两点问题：第一是“回避了‘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获取言词证据的排除问题。”第二是“口供的排除只针对‘刑讯逼供’这一种情况，没有‘威胁’这个种类”。并且条文也只规定了非法言词证据予以排除，并没有对非法实物证据是否排除做出规定。虽然通过“补正”规定，为司法实践提供了一些关于非法实物证据排除与否的依据，但是立法上还是应该进一步明确和细化，方便实践的运用。 　　其次，法律责任承担主体较单一。当有侦查人员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实行了违法取证，实施违法行为的个体是不承担责任的，因为集体责任和国家责任是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所认可的责任归责方式。 　　二、司法实践中的问题及改革的必要性 　　（一）刑讯逼供恣肆的原因 　　1.法律规定的缺陷 　　由于相关条文对何为“非法证据”的界定的范围太过狭窄，仅仅“锁定”了几种具体违法手段，却并没有对其他方式取得的供述是否采纳进行规定。例如“超期羁押期间获得口供，违反法律关于讯问时间、地点，询问人身份，讯问犯罪嫌疑人的侦查人员是否少于二人，讯问犯罪嫌疑人是否个别进行”及违反法律关于首次讯问回避权的告知、聘请律师权及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时通知其法定代理人的相关规定。正是因为条文的狭窄简单，覆盖性不强，变相的“刑讯”已经广泛出现，而不局限于条文规定的几种形式，从而导致司法实践中不乏出现诸如湖北佘祥林案、云南杜培武案、陕西麻旦旦案和河南赵作海案等冤假错案。 　　2.侦查权利的滥用 　　首先，传统的侦查思维模式使侦查机关追求打击违法犯罪，提高侦查和破案的效率。在观念上没有接受“宁枉不纵”、“程序正义”等思想，不能接受因遵循了法定程序，而使侦查权受到各种束缚的观念。 　　其次，拥有侦查权的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承担着侦破案件的主要任务，而法院在审判前是不能参加任何活动的，不能进行监督，受害人只能向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寻求救济。那么，这样的审查与监督无异于“自我审查”，并更加纵容了侦查机关对权利的扩张，使之理所应当的对犯罪嫌疑人实施违法取证。 　　最后，在我国，看守所和刑侦部门都是在公安机关内部设置的，所以看守所是直接为羁押犯罪嫌疑人的刑侦工作服务的。对犯罪嫌疑人讯问过程的透明度不高。 　　3.举证责任分配制度被搁浅 　　《非法证据排除规定》规定辩护方承担非法口供初步的证明责任，然后控方承担证明合法性的责任。其对证明责任的分配作了比较完整的规定，实行的是举证责任倒置，具有一定科学性和进步性。然而实践中辩方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的申请，进一步的证明责任并没有转移给控方。法庭上控方作为掌握大多数证据的一方，不积极履行自己的证明责任，法律也没有任何强制性规定。即使刑讯逼供的辩方，法院也启动了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可由于控方的不配合，法庭也变得“爱莫能助”了。 　　（二）建立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必要性 　　1.尊重和保障人权的需要 　　在全世界范围内，保护人权思想和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都日趋一体化。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