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文献的形成与流布.ppt

第三章 文献的形成与流布 1、文献的形成 文献的形成方式大体可归纳为：著、述、编、译四种。 (一)著 著，也叫“作”、“造”、“著作”。 清代学者焦循对“作”下过明确定义:“人未知而己先知，人未觉而己先觉，因以所先知先觉者教人。稗（ bài）人皆知之觉之，而天下之知觉自我始，是为作。”(《雕菰（gū）集》卷七《述难篇》)焦氏强调的也是原创性。就是首先知道，首先觉悟到。 张舜徽先生进一步概括说:“将一切从感性认识所取得的经验教训，提高到理性认识以后，抽出最基本最精要的结论，而成为一种富于创造性的理论，这才是著作。”(《中国文献学》) “著”，古与今的差别： 古人对著作是要求很高的。孔子也只谦虚地说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班固作《汉书》就只称“述”，不称“作”。王充把《论衡》看作“论”，比“述”还低一等。在古人看来著作标准极高，绝非常人所能为，因此不轻言著作。 在今天看来，《春秋》、《史记》、《汉书》、《论衡》都是著作，而且是优秀著作。对于“著作”的衡量标准，已远较古人宽泛了。 (二)述 著作，强调的是“无本于前”、“前始未有”，那么“述”也就是“古已有之”，有所承因。《说文》:“述，循也。”即遵循之义。前面有人开创，后面有人遵循，开创者为作，遵循者为述。 可见这种因循还不能止于简单的继承，对于前人的创造，要有个消化过程、理解领会过程，在领会过程中，可能还会有所增益，使之更完整。或有所删订，使之更正确。有时“述”的难度，不亚于“作”，“述”的作品也不乏传世力作。例如汉魏以来的传、注、疏等。 (三)编 编，又叫纂、辑。是根据一定体例缀辑旧文，其重要特点是原始条文都是其他文献的原文，不加改窜。一般要求注明出处，当然也有不注出处的。 最常见的编纂成果有： 总集：如《诗经》、《楚辞》、《昭明文选》、 《玉台新咏》、《乐府诗集》 类书：如《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永乐大典》 丛书：如《四库全书》、《四部丛刊》 档案类编：如《四库全书档案》、《清代文字狱档案》 资料摘抄：如《清稗类钞》 我国封建社会的几部大书，都是靠编纂而成的。目前有些文学作品选，各种参考资料，都是编纂而成。 编纂是一门大学问，比如《诗经》、《楚辞》、《昭明文选》保存了大量古代文学作品，《太平御览》及《太平广记》保存了大批已亡佚的古籍文献。一些精加搜辑的资料类编，如《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及《杜甫卷》、《红楼梦卷》等，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还有一门大学问，那就是辑佚，也属编纂范围。有些大书如《旧五代史》，是由清人邵晋涵根据《永乐大典》、《册府元龟》等类书辑成的，基本恢复了原貌。 张舜徽先生《中国文献学》认为“综合我国古代文献，从其内容的来源方面进行分析，不外三大“类”，即“著作”、“编述”、“钞纂”，即我们讲的著、述、编三种著述方式。 (四)译 译，就是翻译。把一种语文的文献转换成另一种语文的文献。它与著、述、编都不同，是一种独特的文献形成方式。 我国文献由翻译而来者为数甚多，影响较大的主要有三方面：佛典翻译、学术翻译、文学翻译。 一、佛典翻译 【东汉至南北朝时期】 佛典翻译始于东汉。 东汉明帝时期沙门迦叶摩腾、竺法兰两人翻译的《四十二章经》，成为最早的佛经汉译本，但各书记载出入颇多，故疑信未定。 可信的汉译佛经起于东汉末年桓帝、灵帝时期，安息国的安世高、大月氏国的支娄迦谶影响最大。 安世高：生卒年不详（大约2世纪）。本名清，字世高，西域安息太子，信仰佛教。 可以确定由他翻译的佛经有《人本欲生经》、《安般守意经》、《阴持入经》、《道地经》、《阿毗（pí ）昙五法行经》、《四谛经》、《十二因缘经》、《转法轮经》、《八正道经》、《禅行法想经》等。 支娄迦谶（chèn），简称支谶，东汉时贵霜帝国的佛教僧人，佛经译师。最早将大乘、小乘佛教典籍翻译成中文。 本为月氏（yuè zhī）国人。在东汉桓帝末年到洛阳，于汉灵帝时翻译《般（bō）若 （ rě ）道行经》十卷、《般若三昧经》二卷，是最早将大乘佛教传入中国的西域高僧。《道行经》成为研究佛家学说特别是般若理论的入门之书。 贵霜帝国（公元1世纪至3世纪）是曾存在于中亚的古代帝国。在其鼎盛时期（105—250），疆域从今日的塔吉克绵延至里海、阿富汗及恒河流域。 贵霜帝国在迦腻色伽一世和其承继者统治之下达至鼎盛，曾拥有人口千万，被认为是当时亚欧四大强国之一，与汉朝、罗马、安息并列。 般若，在梵语是“智慧”的意思，与世俗的智慧不同，它专指佛陀开始的，指引人超越世俗，来到彼岸的智慧。 般若经的核心思想是空性与慈悲。最早的般若经是《八千颂般若》。 比支娄迦谶稍后的重要译师有支谦、朱士行、竺法护。 支谦，名越，号恭明，三国时佛教著名译经人。为大月氏人的后裔，其祖先于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