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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解释与史料实证素养解读 王加丰 历史著作总是要对历史事件、历史现象作出解释。它涉及如何认识历史的问题，也涉及历史知识的性质问题；但它的本质是说明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所以有人说，历史解释的产生，是出于对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的探索。 一、同一历史事件为什么出现多种多样的解释？ 影响我们的历史解释的既有主观因素，又有客观因素，各种因素往往互相交织，大体上可归纳成几下几大类： 1.用唯物史观或用唯心史观来解释历史，会形成极不相同的历史解释。 注意二点： （1）19世纪西方主流的历史观是相信有历史发展规律的。 如孔德、孔多塞、涂尔干这些社会学的奠基人，及英国辉格党式的历史观。但二战后，西方主流的历史观大体上放弃了对人类历史规律的探索和追求。 （2）至少是二战以来，西方主流的历史学家公开主张英雄史观的人已经很少。 2、不同的利益考量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政治立场，或者说不同的阶级、民族、利益集团的立场或价值观，是造成历史解释多样化的基本原因。 3、方法论意义上的视角的差异造成不同的历史解释。所谓方法论意义上的“视角”指与利益关系或意识形态无关或关系不大，仅指看问题的角度。 必须注意，方法论意义上的“角度”涉及广泛的内容。比如，晁福林有一篇文章专门讨论孟子所说的舜的“腐败”问题，即舜帮助犯杀人罪的父亲逃走避祸及封恶行昭著的弟弟“象”为君。晃福林反对孟子的见解，认为舜的时代主要还是原始社会的传统占优势，舜的处置方式是符合原始社会的传统的，而孟子的批评是从国家出现后的标准出发的。 4、史料缺失、对史实过程不清楚，造成对历史事件的错误解释。 二、历史是可以认识的 近代以来，或者说从17世纪笛卡尔的怀疑论到今天的后现代主义，西方哲学不断地对历史的科学性提出责难，否定历史的知识地位，把历史与文学等量齐观。 但长期来，否定历史知识可靠性的基本观点实际上没有多大变化，其强调的是记事者可能是片面的，而历史学家在研究和撰写历史著作时不可能做到真正的客观，肯定要掺进自己的主观愿望。这种观点在当代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中特别强烈，其代表人物有美国的怀特（《元史学》）。 肯定历史知识的科学性的人并不否认这种指责，但他们认为这并不妨碍历史知识的可靠性： 维柯在18世纪初写成的《新科学》中提出：“这个民政世界既然是由人类创造的，人类就应该希望能认识它。” 19世纪时，德国的德罗伊森（Droysen, 1808-1884）强调指出：历史认识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历史材料里面所表现出的前人言行，与我们今日的言行性质上是根本相类似的。” 可以从三个方面看这个问题： 作为历史认识对象的客体是过去人类行为的结果，所以历史认识的主体与客体都具有人的本质乃至人的本性，使历史认识主体和客体的相互沟通或理解成为可能。 作为历史认识对象的过去与今天的我们的关系，实际上是社会历史的“生命”或人类过去的生命与今天的生命之间的关系。 我们所说的历史发展规律，其实就是人的行动的规律，它在人类历史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但都是人的各种基本活动的表现。 但当我们肯定历史是可以认识的时候，必须明白自然科学的研究者面对的是完全独立于人类的客体，而历史认识的对象（客体）是人类的过去，在这里认识主体与被认识的客体是同质的，这是历史认识或历史解释的特点。 这种区别，决定了历史知识有较为不确定的性质。 三、影响历史知识的可靠性的因素 1. 历史知识掺合着历史认识者或解释者的主观因素，从提出研究的问题到得出结论都是这样。 但要注意：强调客观地看待历史现象，不意味着你不使用自己的人生经验，这是不可能的。真正科学的态度是：必须更多地利用自己的人生经验。 卡西尔说：“毫无疑问，伟大历史学家的与众不同之处正是在于他的个人经验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深刻性和强烈性。” “如果历史学家成功地忘却了他的个人生活，那他就会由此而达不到更高的客观性。相反，他就会使自己无权作为一切历史思想的工具。如果我熄灭了我自己的个人经验之光，就不可能观看也不可能判断其他人的经验。” 2、人认识历史的条件受到各种主客观因素的限制。 历史进入我们的视野主要是靠某些历史遗存，很多重要的史料可能已经消失了； 即使我们拥有关于某一历史事件的丰富资料，不同的人对其掌握程度也是不一样的。 人的任何认识都要受到时代思潮和时代的认识手段的限制。 我们的任何历史著作，都产生于“历史事实的信息进入到我们的观念中，而不是历史事实本身存在于我们的观念中；是主体的陈述包含了历史事实的客观性的信息，而不是主体的陈述就是历史事实本身。”（张耕华） 3、人文学科的认识特点决定了历史解释或多或少是“不全面”的，上述立场的、时代的、个人的差异都说明了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