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前阶段非法证据排除的证明程序研究.docVIP

PAGE PAGE 1 （浓缩至3500字内） 审前阶段非法证据排除的证明程序研究 峨眉山市人民检察院 罗勖 德阳市旌阳区人民检察院 骆鹏 一、引言 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关于证据的条款较以前大幅增加，而当中最为吸引眼球的应属有关排除非法证据的规定，总共多达5条的内容设计凸显出我国对遏制违法取证的重视程度。与新刑诉法更似“宣言式”的规定相比，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的具体制度框架已在2010年两高三部颁布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的若干问题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中得以初步确立。然而，制度形成近两年来，实施效果却不甚理想。究其原因，除了“重打击，轻保护”的犯罪控制观念和比较逼仄的司法运行环境等外部影响之外，本身缺乏操作性也成为贯彻实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阻碍因素。因此，健全可供操作的机制，完善相关证明程序，便成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后续发展的重心。 纵观整个刑事诉讼程序，检察机关在程序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除了以公诉为主要职能活动外，往往衍生出监督、引导、指挥侦查以及直接侦查的职能。结合新修改的刑诉法和《规定》可以发现，现行法律对于法庭调查核实非法证据已初步勾勒出相应的证明程序，相形之下，对于审前阶段检察机关如何调查核实非法证据，配置怎样的证明程序，却仍处于茫然之中。有鉴于此，下文将以新刑诉法和《规定》为分析文本，同时结合实践中的相关做法，对我国审前阶段排除非法证据证明程序的相关问题进行具体研究。 二、审前阶段排除非法证据的现状分析 根据《规定》第3条，我国检察机关在审前程序中享有排除非法证据的权力，并且可以在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之时作双重把关。这与其他国家排除非法证据的模式有很大差别，颇具中国特色。我国检察机关之所以成为排除非法证据的主体，原因有二：其一，除了与生俱来的控诉职责外，我国检察机关还兼具宪法所赋予的法律监督职能。在追诉犯罪的同时，检察机关也须注意对诉讼的合法性进行监督，尤其应关注容易滋生非法证据的侦查行为；其二，我国近似职权主义甚或超职权主义的诉讼构造，极易导致国家权力对个人权利过度抑制，进而造成诉讼活动的不平等态势。此种情况下，强调检察官的客观义务显得尤为重要。这不仅要求“检察官不得以主观偏见损害被告人权益，而且还要求其在维护被告人合法权益上发挥积极的作用。” 龙宗智：“中国法语境中的检察官客观义务”，载《法学研究》 龙宗智：“中国法语境中的检察官客观义务”，载《法学研究》2010年第4期，第141页。 (一)审查批捕阶段：排除非法证据的现实合理性与操作局限性 就审查批捕阶段排除非法证据这一制度而言，已备受质疑。“在法理上，该制度既不符合检察官的角色定位，也不符合吓阻违法和司法廉洁的价值目标。在制度上，将证据听审放置在审前阶段与我国程序分流机制不匹配，同时也缺乏听证程序与配套机制的补充。再加上批捕实践中检察机关的信息获取途径受制于侦查机关，因此排除非法证据将沦为‘无源之水’。” 林喜芬：《两个证据规定与证据排除规则》，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6页。审查批捕排除模式无论是从制度兼合性还是实施可行性方面考虑，的确存在很大的问题。但是，就当下刑事诉讼运行和非法证据排除的现实窘境来看，在审查批捕阶段排除非法证据又具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首先，在《规定》所展现的排除场景中，检察机关的审查批捕能够保证在侦查阶段发现非法证据，纠正违法取证行为，对于保证侦查案卷的合法性和真实性起着重要作用。在我国，案卷笔录中心主义的裁判方式盛行，刑事法庭对案卷笔录的证据能力不做任何实质性审查，法庭判决书普遍将侦查案卷笔录作为判决的基础。 陈瑞华：《刑事诉讼的中国模式》，法律出版社2010 林喜芬：《两个证据规定与证据排除规则》，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6页。 陈瑞华：《刑事诉讼的中国模式》，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61页。 万毅：《实践中的刑事诉讼法 隐形刑事诉讼法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10年版，第136页。 尽管现实的需要呼唤检察工作对非法取证行为加以重视，但实际操作起来仍有较大的局限。撇开各部门在刑事诉讼中的微妙关系暂且不论，仅是排除程序这项关键制度的缺失，就足以导致批捕阶段的证据排除流于形式。再观其它因素：首先，审查批捕的期限通常只有7天，时间较短，任务之艰巨，大大减少了批捕人员倾注在审查证据合法性上的精力；其次，批捕的过程中检察人员较少讯问犯罪嫌疑人，通常依据案卷和证据材料作出决定，而经过加工的卷宗难以直观再现侦查的原貌，也就不易让人产生有关非法证据的怀疑。退一步说，检察人员即使发现或收到违法取证的线索，也无多少精力或更明确的指南去证实非法取证之事实。言而总之，无发现非法取证嫌疑的渠道，更无审查证据合法性最为关键的证明程序和充裕时间，要想真正实现批捕阶段排除非法证据的目的，实乃任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