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主编期间《读书》学理化探析.docVIP

PAGE PAGE 1 汪晖主编期间《读书》学理化探析 　　内容摘要：汪晖主编期间的《读书》风格大变，由人文学科拓展到社会学科，增强了学理性，以学理的角度回应中国问题和世界问题。本文试图从对《读书》办刊理念的继承与新变、时代原因、主编本人的思想性三方面来探析汪晖主编期间《读书》学理化的原因。 　　关键词：《读书》学理性思想性知识分子公共空间 　　在汪晖、黄平卸任前，《读书》经历了三代主编，1979年《读书》创刊伊始至1986年：陈原、范用；1986年至1996年：沈昌文；1996年至2007年：汪晖、黄平。在陈原、沈昌文主编时期，《读书》文学类文章一直占较大比例。从陈原到沈昌文，思想性逐步增强。到了汪晖、黄平执掌时期，《读书》减少了文学类文章，拓宽所关注学科领域，含括思想类、政法类、建筑、考古、人文地理、国际关系、女权主义、大众传媒等，关注三农问题、全球化、亚洲问题等国内外热点问题，呈现出明显的学术化倾向。 　　汪晖主编期间《读书》为人诟病的有两点，一是不好读、读不懂；二是小圈子化，有倾向。无论是不好读还是小圈子化，都可以归结到《读书》学理化倾向上来，因为学理化而显得小圈子化，也因为学理化而难读难懂。本文即试图从对《读书》办刊理念的继承与新变、时代原因、主编本人的思想性此三方面来探析汪晖主编期间《读书》学理化的原因。 　　一.对《读书》办刊理念的继承与新变 　　《读书》创刊于1979年，秉承“以书为中心的思想文化评论刊物”办刊宗旨，以书为中心探讨相关社会文化问题，展示不同知识领域的声音与思考。创刊号上就发表了惊世骇俗的《读书无禁区》，表达了当时知识界共同的心声。创刊伊始的《读书》“继承了中国知识界的淑世情怀和传统，以思想启蒙作为自己的旗帜，致力于拨乱反正，恢复汉语写作的博雅风范，以其思想的开放，议论的清新，文风的隽永，赢得了读书界的青睐”。[1]三十多年来，《读书》以引领社会思潮为己任，是中国三十年来思想文化变迁的见证者。其在知识界的地位可用八十年代作家王蒙广为流传的一句话为证：“可以不读书，但是不能不读《读书》。” 　　沈昌文主编《读书》期间，正值八十年代思想解禁，西方文化思潮涌入之际。作为主编的沈昌文以开放的思想兼收并蓄，使《读书》成为自由的言说空间，成为新思潮、新观点的前沿阵地。当时的《读书》以开放的姿态敏锐地捕捉时代的气息，介绍海外、港台的文化现象，新的思潮。沈昌文曾说：“办杂志而大量刊用海外当地作家的专栏（而不只是我们驻外记者的作品），应当说是从《读书》始，而当年也似乎只有《读书》办得到。”[2] 　　在沈昌文那里，《读书》就形成了介绍新思潮、新思想的传统。而到了汪晖，《读书》走得更远，由观念启蒙、文化熏陶变成思想探讨，加强了干预社会生活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知识分子的现世关怀。这是汪晖时代《读书》的价值所在，《读书》从学理层面关注现实，提出问题，介绍新知，开展评论，逐步由人文思想性走向学理化。 　　“我的方针是渐进地对《读书》的风格作一些调整，一是注意反映学术界和思想界的新动向，二是发现新人，三是提出人们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讨论和争鸣。”[3]汪晖主编期间，《读书》扩大了关注范围，涉及包括文史哲、社会科学以及建筑、美术、影视、舞台等艺术评论和部分自然科学等内容，关注当代重要的文化现象和社会思潮。九十年代，《读书》围绕俄罗斯改革、全球化问题、亚洲金融风暴、西方中心论、科索沃战争等产生了大量的争论，进入21世纪之后，围绕三农问题、国企改革问题、产权问题、医疗体制改革问题、反恐战争和新帝国主义问题、发展主义与社会分化、生态问题与社会保障体制等公共领域的问题。《读书》加强了介入现实的深度，以专业性来分析社会问题，这就必然导致《读书》的学理化。在汪晖主编的十年里，《读书》从人文科学向社会科学拓展，以学理的角度回应中国自身的问题和世界的问题。 　　汪晖主编期间的《读书》致力于为各种不同声音提供表达的平台：“我们的方针是渐进的调整，是因为即使介入这些现实性的问题时，《读书》的主要策略还是从思想的、知识的和理论的角度出发，而不是进行直接的公众讨论或政策性辩论，它致力创造的是一个立足于反思和批评的建设性的思想氛围。”[4]在介入现实问题时，《读书》并非旨在开展一场轰轰烈烈的大众讨论，而是力图从学理方面进行反思与批评。 　　虽然自汪晖入主《读书》后，《读书》的风格开始出现明显变化，但它始终秉承“以书为中心的思想文化评论刊物”，宗旨在展示读书人的思想和智慧，凝聚对当代生活的人文关怀。这一杂志定位和宗旨始终未变。《读书》试图从学理的角度回应、反思现实问题，从文化、经济和政治等各个方面重构我们的世界图景，因此，《读书》干预现实、反思现实的方式延续了一贯的人文传统，始终秉持独立思考的精神，以知识分子的微薄力量参与社会，影响公共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