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40年代戏剧.pptVIP

第二十一章 40年代戏剧 第一节 40年代戏剧概述 一、“广场戏剧”的三次高潮 1、抗战初期向“广场戏剧”的倾斜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中国剧作者协会集体创作了三幕剧《保卫芦沟桥》，揭开了中国抗战戏剧的序幕。演剧队、抗敌宣传队（简称抗宣队）和孩子剧团奔赴抗战前线各个战区和大后方，进行战地演出和宣传组织民众工作，把长期局限在城市里的话剧运动，迅速推广到中小城市，乃至深远的山区和偏僻的农村。 最能显示“广场戏剧”的特色的是它的演出形式。在这方面，抗战初期的演剧队有许多创造，有街头剧、广场剧、茶馆剧、游行剧、活报剧等。其中，被戏剧界称为“好一计鞭子”的《放下你的鞭子》（崔嵬等）、《三江好》（吕复等）和《最后一计》，以及《八百壮士》（王震之、崔嵬）、《流寇队长》（王震之）等都几乎演遍了各战区与大后方的广大城镇，以至农村。 2、敌后根据地的从秧歌剧到新歌剧 1943年春节，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学生，组织了以宣传拥政爱民、拥军优属为中心的秧歌队，采用民间秧歌、花鼓、小车、旱船、高跷等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深受群众喜爱。其中最受欢迎的是新秧歌剧《兄妹开荒》。 在群众性秧歌剧大规模创作与演出的基础上，出现了“新歌剧”的创造实验，并先后产生了《白毛女》。 《白毛女》的巨大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它新颖独特的艺术形式。它是诗、歌、舞三者完美统一的民族新歌剧，既继承了民族戏曲的优良传统，又汲取了民间诗歌、民间音乐，以及西洋歌剧和话剧的长处。它不同于以前的歌剧和秧歌剧。 《白毛女》的创作演出，表现了“新的主题，新的人物，新的语言、形式”，它为新歌剧的发展提供了成功的经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成为“五四”以来我国新歌剧发展的里程碑，为民族化、群众化的艺术提供了范本。 3、40年代末学潮中的广场活报剧 “活报”，是强调其时事新闻性，即所谓“活的新闻揉进写剧的技巧，给观众一个忠实的报道”。 独幕剧《控诉》通过周桐教授一家不幸的命运，发出了抢救教育危机的呼声； 《大江流日夜》发出了“一个人倒下去，千万个人站起来”的怒吼。 这样的广场戏剧演出，本身就是实际政治行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极强的现场鼓动性，往往使演员与观众融为一体，广场即剧场，演出成为群众性的狂欢。 二、大后方、上海孤岛“剧场戏剧”的再度兴起 1、历史剧创作的繁荣 抗战初期，剧作家在以主要精力从事现实题材的创作时，对历史题材也给予了热情的关注，《李秀成之死》（阳翰笙）、《正气歌》（吴祖光）等历史剧都起到了激发民族情绪的积极作用。 2、正面描写知识分子的创作潮流 在抗日战争中后期，大后方剧坛出现了一批歌颂性作品，其中影响较大的有：《长夜行》（于伶）、《少年游》（吴祖光）、《祖国在呼唤》（宋之的）、《法西斯细菌》（夏衍）、《岁寒图》（陈白尘）、《万世师表》（袁俊）等，这些剧作，有一个重要的转变，就是歌颂的正面主人公形象已由抗战初期理想的民众英雄转变为现实的普通知识分子。 3、讽刺喜剧创作的发展 抗战戏剧中“暴露性”作品从一开始就闪现出讽刺的锋芒，具有喜剧的品格。 陈白尘是这一创作潮流中最引人注目的代表作家。抗战初期他即创作了《魔窟》与《乱世男女》，前者暴露沦陷区敌伪的种种丑态，后者嘲弄由南京逃难到后方的一群“都市的渣滓”。 其后创作的《结婚进行曲》，借妇女职业问题来暴露国统区社会的各种不合理现象。 《升官图》的艺术手法更趋于夸张，无论人物和情节，都是漫画化的，有意识地让群魔登台，自我暴露兼互相扭打。 第二节 郭沫若的历史剧 郭沫若作为20世纪中国最杰出的浪漫主义历史剧作家的地位，是在40年代奠定的。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时代精神的要求，由“皖南事变”所引起的愤怒，激起了郭沫若澎湃的创作热情。他在短短的一年半时间内，创作出《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和《南冠草》等六部大型历史剧。 《屈原》是郭沫若浪漫主义精神继“五四”之后，在40年代的又一次爆发。 屈原的形象，跟作者自我在精神与感情上已经同化为一体。而作为剧中人的屈原的形象也同时是抒情主人公的形象。为有利于集中而鲜明地突出对善的歌颂，对恶的憎恨、对光明的礼赞、对黑暗的愤懑的感情色彩，郭沫若有意将人物性格单纯化。就《屈原》政治斗争的主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