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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十国”历史中几个问题的探索 一、分裂割据局势形成的原因 “五代十国”在我国历史上虽然是一个短暂的时期，然而它却是由唐后期藩镇割据过渡到宋统一全国的重要阶段，时间虽只有五十多年，而内容却十分复杂。 由于这一军阀割据局面的出现，是紧接着唐末农民战争之后，因此有人认为这是农民革命的“恶果”。但只要我们深入去探索，自必会看出，唐末农民战争是在唐后期藩镇割据的局势下产生的。唐末农民群众的革命威力虽基本上摧毁了唐王朝，但对藩镇割据者的势力却没有能够彻底消灭，他们在唐政权亡后继续割据各个地区。五代十国的所谓君主绝大部分便是唐末的节度使，这些政权的建立实际上都是由于节度使之流的互相篡夺，互相攻击而造成的，因而此种局面应该看作是唐藩割据互争的继续。 在这里我们要研究一下：为什么自八世纪中期安史之乱起一直到宋统一全国止，两个多世纪里长期陷于分裂割据局面的原因何在？ 安史之乱后，唐中央政权被削弱，对于跋扈的方镇采用姑息政策，藩镇们各自独霸一方，与唐廷俨然有似敌国，唐中央政权和藩镇以及藩镇间发生了许多屠杀和抢劫的悲剧战争。以及随着私家田庄和工商业的发展，统治者为扩大土地和财富，产生了基于封建关系的争权夺利集团，出现了宦官和朋党之争，从而加深了对人民的残酷剥削。因此在“五代十国”时期的前后，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的破坏。生产比较发达的山东、河北、河南出现了满目荒凉，“疮痍数千里”的惨象。山西更是“赤地千里”人迹断绝。北方地区的经济破坏情形如《旧唐书·秦宗权传》所说：“西至关内，东极青齐，…北至卫滑，鱼烂鸟散，人烟断绝，荆榛蔽野”。繁荣的长安破坏后成为“荆棘满城，狐兔纵横”。洛阳也“井邑穷民，不满百户”。南方的破坏程度也不下于北方，淮南“士民转徙几尽”，著名的扬州是“饥民相杀而食”。因此在八世纪中期至十世纪初期，由于生产事业的严重破坏，因而失去了统一全国的经济基础。 由于维系统一全国的经济基础的破坏，因而体现在政治斗争上，便是各军阀集团在短时期内，没有一个军阀集团能成为比较突出的力量，建立全国统一的封建政权。另一方面这种局面的产生，和统治阶级经受农民革命的打击后，其内部情况极不稳定也是分不开的，部分野心家趁统治阶级内部混乱的时机，利用士兵拥立自己或其集团中的人为最高统治者，而士兵是一种雇佣兵，为谁服务都可以的，这种情况尤其在社会秩序不安的形势下，更容易被人所利用，因此在当时出现了皇帝怕大将，将领又怕士兵的局面，酿成了北中国拥立皇帝“如同儿戏”的现象。 其次，五代局势的发展，山西地区的军阀占有重要的地位。五代的君主除后梁外，其余各朝代的统治者，几乎都出自或与这一地区的集团有关。这一集团的首脑人物如李克用父子、李嗣源、石敬塘、刘知远等都是少数族的贵族，他们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带有落后性。李克用的“亲军万众，皆?部人，动违纪律”，“或陵侮官吏，豪夺士民，白画剽攘”，“人甚苦之”。但李克用不敢束之以法，对他的左右说：“此辈胆略过人，数十年从吾征伐，比年以来，国藏空竭，诸军之家，卖马自治，今四方诸侯皆悬重赏以募勇士，吾若束之以法，急则弃吾，吾安能独保此乎！？”这样，自然不可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 同时，李克用集团又容纳了唐政权亡后的大批官僚地主分子，所谓“丧乱之后，（唐）衣冠多逃难汾晋间”。宦官伶人也大量涌进了这一集团。这些人一方面对后唐政权的建立起了支持的作用，加强了后唐统治阶层的力量；但另一方面对后唐政权也起了坏的影响，如“宦官怙宠，广侵占居人第舍”，“伶官用事”，直接担任州刺史等重要官职，残酷剥削人民加深了阶级矛盾。在政治制度方面，“皇太后行诰命，皇后刘氏行教命，互遣使人宣达”，与皇帝诏令发生同等作用，造成了政治上的紊乱不堪。故李克用父子为首的军阀集团在这样的形势下，要建立全国的统一封建政权是不可能的。然而，这一集团的军事力量较雄厚，凭借了山西进可攻退可守的地理形势，利用中原地区的矛盾，在其他客观因素的配合下，紧紧地控制了北方的政局，造成了军阀互争的混战局势。 因此，在唐后期藩镇割据战争和残酷剥削的情况下，社会生产受到严重的摧残，破坏了维系全国统一的经济基础，以 及其他客观因素的存在，“五代十国”局势的形成是当时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二、社会阶级阶层关系的变化 “五代十国”虽仍为唐藩镇割据的延续，但在农民战争后二十多年的社会历史中，毕竟产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农民革命的威力打垮了旧的藩镇势力，其结果如割据势力最大时间最长的河北三镇，魏博、承德二镇被并于朱温，卢龙被李克用所消灭，其余镇节也被消灭了，唐安史事变后所出现的相对稳定的割据局面被打破了。想起的割据者多出身于农民、手工业工人和商人阶层中。如朱温“食不能为生，与其母佣食萧县人刘崇家”（佣工）；郭威年十八以勇力应潞州留后李继韬募为革卒，可能是出身于破产的农民家庭；柴荣是贩卖过茶和雨伞的小商人。南方诸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