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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彪中国新一轮经济改革方向与中心环节 作者：刘志彪??时间：2012-07-25???浏览次数：134 次 　　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成长的主要动力。第一轮以放权让利为特征、以价格改革和产权改革为中心环节的“体制转型红利”已经基本结束;新一轮经济改革即将开始，方向仍然是坚持市场化取向，以政府改革为中心环节。目前，影响中国经济运行的各种现实问题和潜在冲突，都与市场化改革取向不足和市场化取向不当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根据中国国情和发展的需要，以政府改革为中心环节推进第二轮的经济改革，除了要推行中国特色的政治改革外，还涉及两项最重要的工作：一是政府与市场关系，包括建设现代服务型政府、限制政府权力，以及对处于不断扩张中的“央企”的规模、范围、领域等进行必要的限制;二是政府内部的关系，根据事权与财权相对称的基本原则，应重点调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的不对称关系，强化地方政府的发展责任并防止其发展风险。 　　一、引言 　　在新世纪走完十年后，中国经济在对外面临严峻的世界金融危机、对内面对日趋明显的滞涨压力的氛围下，政策的回旋余地已非常有限。社会各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已经基本停止的中国经济改革急需重新摆上议事日程，第一轮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战略急需重新选择。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成长的主要动力，现在这个“双引擎”需要重新设计，如果没有高屋建瓴的顶层改革设计，不仅难有可持续发展，还极有可能使中国经济成长陷入发展中国家所经历的“中等收入陷阱”，并付出代价高昂的社会成本。 　　关注中国经济发展进程的学者对目前的中国经济社会现状有两个基于事实的基本判断：一是“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的特征是改革，90年代的特征前期是改革后期是开放，而最新的这10年，维稳则成了最基本的基调。”二是世界金融危机的残酷事实说明，中国从第一轮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中取得的“全球化红利”已经透支，中国需要与世界进行再平衡，扩大内需成为下一轮经济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型的重点。其中，第一个事实判断表明，中国目前在改革方面最需要警惕的问题是如何避免陷入“转型陷阱”，即如何防止在改革和转型过程中所形成的既得利益者出于把其利益定型化和最大化需要而阻止进一步变革，从而避免经济社会发展矛盾不断积累和冲突。第二个事实判断表明，中国在开放方面最需要警惕的问题是如何避免陷入“全球化陷阱”，即如何防止中国进入被西方发达国家长期锁定在低端轨迹的全球价值链上，如何避免产生对西方市场和技术的长期过度依赖以及俘获，从而主要依靠内需而不是外需实现中国经济的真正起飞。 　　本文将对上述第一个基本的事实判断进行论述，重点不是分析其必要性和重要性，而是分析新一轮经济改革的重点问题和中心环节。至于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战略的内容和方向问题，留到下一阶段的研究中去。文中的观点出于笔者最近不成熟的思考，现在抛出供同仁批评。 　　二、新一轮经济改革仍然要坚持市场化取向的大方向 　　众所周知，起源于三十多年前中国第一轮的改革，坚持的是用市场化取向改革行政命令经济，主要表现为中央对地方和企业的放权让利，中心环节是按照形成市场的原则进行价格改革和产权改革。体制转型造就了中国发展的奇迹[1]。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体制转型红利”，是因为这一时期体制转型的主要特征，是在绝大多数人的既得利益之上做“加法”，或者是以不触动绝大多数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所进行的边际改革。改革释放了长期被体制压抑的生产者努力的热情，扩大了经济增长的可能性边界。 　　人们十分敏感地看到，近十年以来，我们讲发展多了，改革的口号提得少了，改革的步伐放慢了，甚至于专门从事改革的机构也被撤并了。是不是我们的改革已经基本完成了，不需要进行新的改革了呢?事实并非如此。种种现实说明，从2000年左右开始，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表现为若不对某些人的既得利益做“减法”，就不可能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因此进一步改革所触及的矛盾更深、涉及的利益更广、推进的难度更大。这些都说明，这一轮的以增量改革为特征的“体制转型红利”基本释放完毕。 　　新一轮经济改革的方向，我们认为仍然要坚持市场化取向，以形成资源配置的市场化的基础机制为目标。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们认为目前影响中国经济运行严峻的现实问题和潜在的冲突和危机，都是与市场化改革取向不足和市场化取向不当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主要表现在： 　　第一，从市场门类看，中国的产品市场发育程度远高于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产品市场竞争程度高，但要素市场却没有充分开放，在逐步市场化中与行政权力纠结在一起，成为腐败猖獗、既得利益者集聚、收入分配不公、社会矛盾尖锐的主要来源。如土地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制度缺失和高度的权力参与，是不正常的急速造就大批富翁的摇篮，是社会腐败的主要场所，是民众痛恨的主要根源;劳动力市场方面由于缺少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参与者的有效保护，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