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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宏观调控的经济法问题 　　一、前言 　　管理经济是国家的基本职能之一。恩格斯在1890年写给康·施米特的信中写道：如果 政治权力被错误或不适当地用于干预国家经济，那么“政治权力能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并能引起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3页。）早期的重商主义主张依靠纯粹的行政措施而不是经济手段，把货币吸引到国内来并防止货币外流，以满足国王开支增加的需要和商业资本积累金银财富的要求。晚期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则不是放在对货币的管制上，而是放在对贸易的管理上，通过调节对外贸易的商品运动以达到积累货币财富的目的。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曾指出：英国人懂得在一定时期“怎样利用禁止输入与高额关税促使工业的发展。”（注：［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 40页。）而在“现代德国，既缺乏一个有力的统一的商业政策，在国内市场又有一个处处胜过它的工业强国跟它进行竞争。”（注：［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03页。）并认为只有采取保护主义，才可逐步培植民族工业，增强竞争。所以保护主义是德国当时唯一可以选择的政策。他还特别强调指出“保护制度来源于国家要求达到独立、强盛地位的自然努力，”（注：［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