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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法上合理性术语适用之法哲学观察 张晓军 天津外国语学院法学系 教授 一、引言 1999年颁行的合同法大量地借鉴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立法经验，吸 收了其较为成功的立法成果。这一方面体现在合同法中新添加的诸如 履行抗辩权、根本违约及可预见损失规则等具体新制度上，另一方 面体现在对西方尤其是英美国家的合同法观念的采纳上，如作为本文 研究对象的合理性术语的大量采用。在适用合同法的司法实践屮，使 我国的法官们感到困惑的主要是与后一方面相关的规定。前一方面的 规定虽然也可能使法官们感到陌生，乍一适用很不顺手，但随着吋间 的流逝，陌生自可变为熟悉，渐达卖油翁名言“只不过手熟罢了” 之境。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这些新规定的“具体”上，具体的东西一 般而言是比较容易把握的，譬如学习剑术，再难的剑招可以学会， 只要有招，就可以学仿。恰成对照，后一方面的相关规定，由于事关 法律理念，与生成它的各种环境因素诸如人文、历史、经济、政治等 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对于生长在那里的法官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 不言口明。而我国的法官们对于该立法观念的生成环境则是陌生的， 而且也不大可能有很多人有机会去熟悉，因而要准确理解由此种观念 衍生的抽象制度，相形之下就困难得多了。这就犹如学习剑意，要无 招胜有招，因为无招，就难为学仿，只可意会。要做到这一点，我 们唯有跳出具体的规定，站到法哲学的高度，考察抽象规定背后的法 律理念。这将有助于我们穿过难以捉摸的“合理性”沼泽，走出让人 无所适从的迷宫。当然，正如前面所提到的，本文主要是以合同法上 的合理性术语这一抽象规定作为考察对象，而不是对合同法上的所有 抽象规定进行法哲学考察。 二、合理性术语的定位 什么是合理性术语?顾名思义，乃是指将“合理”作为特定的专 门法律用语在法律规范中加以使用。现合同法显著特点Z—就是在条 文中大量使用“合理”术语，此方面的例子可以说俯拾皆是：如第 39条的“合理的方式”,第69条、第94条第3项、第95条、 第110条第3项、第118条的“合理期限”，第111条的“合理 选择”，第119条的“合理费用”，以上是正用的例子，还有反 用的例子，如第74条的“不合理的低价”。以上所举还只是总则中 的规定，分则中的此处就不赘举了。 面对着应接不暇的合理性术语，有些法官困惑了，开始抱怨和指 责立法者了：这么多“合理”在司法实践中怎么适用？原告说这么合 理，被告说那么合理;一审认定此合理，二审认定彼合理;甚而在同一 审，甲法官的合理，在乙法官眼屮是不合理。简直是“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就没个标准，此时案子办对办错谁说了算?这么多“合 理”规定木身就是“不合理”！在这里我无意指责法官，因为中国的 大多数法官并不了解合理性术语背后的英美法观念，换句话说，在某 种程度上，普遍缺少法哲学素养。多数人（即使是正规大学毕业的） 所掌握的法理学、法哲学知识也基本上是囿于法政治学，这一点从 我国的法理学教科书的内容上可一目了然。 在法解释学上，合理性术语应属不确定概念。法律概念，以是 否确定为标准，可以分为两类。笫一类 是确定概念，这类概念已和 约成俗地涵盖所陈述对象的一切有意义的特征，因而定义清楚、外 延明确，如男人、配偶等。在适用时可单依逻辑推理操作，此类概 念在全部法律概念屮所占比重不大。第二类是不确定概念，又分封闭 的不确定概念和开放的不确定概念两种。封闭的不确定概念内涵不确 定，但外延是封闭的，如危险、物、法律行为等。开放的不确定概念 内涵不确定，外延也是开放的，如合理、公平等。1封闭的不确定 概念适用时与确定概念差别不大，成为问题的是开放的不确定概念， 在适用于具体案件之前，须由法官评价地加以补充，使其具体化。合 理性术语的适用同样需要一个结合案件具体情况的补充评价过程，也 正因为如此，才引发了本文的讨论。 三、合理性术语存在之必要性 利益法学的开创人赫克认为，法有两个理想，其一，完全的安定 性理想;其二，完全的妥当性理想。2由于立法者的观察能力及表现 手段有限，此二理想是不可能满足的，此种认识也是经历了一个漫长 的历史过程才确立起來的。在17、18世纪反封建、反神权背景下出 现了两股哲学思潮即迪卡尔的理性主义和洛克的经验主义。最后占了 上风的是迪卡尔的理性主义，认为“只要遵循数学推理的演绎方法， 从几个简单口明的公理出发，经过一步步的严密推理,就可以获得关 于事物的确定有效的知识” ,3主张张扬理性,主张科学精神，追 求绝对普遍的、确定的知识。此种绝对丄义认识论相信：在立法方面, 人类可以通过广泛而系统的立法活动來调整所有社会关系，法官将来 无论遇到多么复杂的情况都能在庞大的法典中像查字典一样检索到 现成的解决方案;在司法方面，法官的作用仅仅在于依法办事，他要 尽力地给人留下保守、机械的印象，或者说，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