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犬为鉴,映照人性.docVIP

PAGE PAGE 1 以犬为鉴,映照人性 　　拿到书稿，我略有一些惊讶。 　　本人在当记者时，对作者有一些了解。我目睹了他在卸任教育部常务副部长前记者招待会上公开斥责一些省市上大项目有钱，而对贫困学子的资助总是推托；也在网络和传统媒体上看到了公众对这位“平民部长”的赞扬；我曾被作者回忆中学时资助他的田老师的文章感动；更被他那首回忆去首都上大学时，父亲为省钱步行挑着行李送其去车站的律诗所震撼。——“夜色满衣步履急，父送子程星光稀。舍车犹恐盘资短，负笈更惧累儿力。”农家供儿女上学、希望儿女有出息，这种朴实的心愿背后有多少辛酸！作为一个农家子弟，我有过相同的经历与心境。 　　但是，我没想到作者尝试写长篇小说。因为，在我的认知范畴内，退居二线的高级官员，写点东西多是一些回忆散文，或者篇幅很短的古体诗。小说创作，尤其是长篇小说创作，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智力工程，需要丰富的想象力和精巧的故事情节设计，以及对人物的描摹和节奏的把握。作者能动笔写出这么一部10万字的小说，无疑是对自己的挑战。 　　仔细阅读完书稿，我的判断是：这部小说虽然篇幅不长，只能称得上中长篇，读完不太过瘾，但长篇小说的人物、故事情节、结构等种种因素都已具备。 　　这是一部现实主义的作品。和改革开放之初，张贤亮的《绿化树》、丛维熙的《大桥下的红玉兰》、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古华的《芙蓉镇》等小说一样，是“极左”时代对人性之摧残的深刻反思。但和“伤痕文学”繁荣的20世纪80年代不一样，今天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30多年，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年轻一代对“极左”时代的背景，已没有父辈那样心有余悸的痛楚感，甚至不了解。那么，如何在这个时代创作以“极左”时代为背景的小说呢？这需要淡化时代背景的因素，而突出超越时代的共性因素。 　　作者在这方面做了努力，他找到了一条通灵的狗“老三”作为整部小说的“串珠”，把人世间的恩怨情仇，把一个时代的美好与丑恶串联起来。 　　当主人公张鹰岩遭遇到人生巨大挫折、因直言犯忌被开除党籍和公职，下放到父母曾战斗的乡村——伏牛山深处的卧虎崖之前，和一条受伤的狗邂逅，从而相依为命，生死与共。人与犬之间的深厚情谊和感人故事，是古今中外许多作家笔下的题材，要写出些新意，殊为不易。作者把一条无法理解人世间波诡云谲的政治斗争的狗，放置到“极左”时代的玫治漩涡里，用一条狗的行为，来映照人世百态，也映照出人性的良善和丑恶。 　　人是万物之灵，人性的复杂和人类社会的多样化，这是动物世界里的生灵们无法企及的——尽管动物世界也有血淋淋的弱肉强食，但这种简单的食物争夺，残酷性远不如人与人之间的斗争。人类之所以比动物高明，是因为人类创造了文明，而在人类社会里，教育是促使社会走向更高文明的推动器。那么是不是一个人受的教育程度越高、掌握的知识越多，其文明的程度就越高呢？《老三》用一个特殊年代发生在偏僻山乡的故事，回答了这个问题：事实并非如此。 　　如果按照社会地位之尊卑、接受教育程度之高下、掌握信息之多寡来分析，在《老三》里面，新中国成立前就参加革命（也曾背叛革命出卖同志）、“文革”时任县“革委会”负责人欧阳潘在小说中其他人物面前，具有无与伦比的优势，然而这个人却是整部小说中最为“反文明、反人性”的人物。那么，这个人天生就是邪恶的吗？也并非如此。人类历史上，一些资质出众的人物之所以守不住人性的底线，沦为凶残邪恶之徒，最重要的原因是利益使然。欧阳潘在新中国成立前之所以叛变，是因为他要保命——显然对他而言这是最大的利益。“文革”时期他之所以以整人为乐，甚至逼迫自己的侄女抛弃深爱的丈夫张鹰岩，也是为了维护他所认为最大的利益——权力。 　　然而，如果所有人，特别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社会精英，都如欧阳潘那样，让人性沦为利益的附庸，任由利益驱使，那么人类社会的历史必然是漆黑一片，整个社会不可能往前走。本书的男主人公张鹰岩，是烈士之子，师范专科学校毕业，又在县教育局里任职，在那个地方和那个时代，无疑属于根正苗红的精英。如果为了自己的幸福，他不必像欧阳潘那样疯狂地迫害他人，只需做个沉默的旁观者，就可保小家庭的平安。然而，这个人具有曾在屈原身上体现的中国读书人的正直与忧患意识。正因为忧道不忧贫，忧天下而不忧自身，不忍见到正义沦丧，黑白颠倒，因而放胆直言，惹祸上身。一个人置安危祸福于不顾的勇气从何而来？往往来自这个人心中的“仁爱”。孔子说：“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正因为如此，男主人公在自己跌到人生的谷底时，还能对一条因伤危在旦夕的狗生恻隐之心，将其收留。也正因为主人公身上那种本乎仁爱的正气，他落难时才会被那么多乡亲保护、拥戴，才会赢得姚玉含、李亚男等女性的爱。一个有仁爱之心、有凛然正气的人，一定会闪耀着人格之美。这样的人在俗世中往往会吃亏，因为逐利之道有时候和人性是相悖的，但这样的人，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