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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转型、不平等与中国的经济增长 1952-2003中国法院诉讼的实证研究 黄文平 （浙江财经学院经济系 杭州 310012） 内容提要：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降，法制现代化与经济现代化的转型，成了近代中国在寻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过程中的主旋律。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表明，因政治、经济、文化、宗教、风俗惯例等因素的差异，法制转型与经济增长在世界各个地区之间的展开呈现出迥然不同的路径和特征。本文通过对1952-2003年间中国法院诉讼案与经济增长以及不平等诸变量之间实证关系的计量检验，文章认为：现代中国的法制转型，是一个生发于经济增长过程之中的由传统“人治”型模式向现代“法治”型模式转变的演化过程。经济的持续增长，以及伴随经济成长而致的个人素质的普遍提升，为外来移植的法律资源与本土自生的法律资源之间的融合提供了一个制度性的激励。同时，司法公正和收入不平等的变动，成了法制成功转型的约束条件。文章的最后，笔者基于实证检验的结果给出了观察和预测法院诉讼收案数量变动的判断准则，并对政府政策提出了有参考价值的意见。 关键词：法制转型 不平等 司法公正 经济增长 演化 一、西方世界的经济增长与法制转型 众所周知，经济增长总是依存于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史表明，在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地理空间，经济增长在增长的方式、速度和路径等方面呈现出既相互区别又互相影响的特征。并且，各个地区的经济增长不断推动着传统的政治、法律、宗教、文化、风俗惯例等方面的社会演化。法国史学权威布罗代尔通过对地中海世界和15-18世纪物质文明的研究，改变了世人对历史时间和空间的认识（Fernand Braudel，1979）[1] [1] 参阅布罗代尔著，施康强等译，1993：《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3卷本），商务印书馆。 在西方，尤其是欧洲大陆，以16世纪的宗教改革为契机，继之而起的是一个法律转型与经济增长的持续过程。美国法学家哈罗德·J·伯尔曼（Harold Berman，1971，1983）、德国法律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920）以及美国学者泰格和利维（Michael E.Tigar Madeleine R.Levy，1977）分别对此有精辟的阐述[2] 参阅哈罗德·J· [2] 参阅哈罗德·J·尔曼著，贺卫方等译，1993：《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1991，三联书店；《契约法一般原则的宗教渊源：从历史的视角看》，郭锐译，《清华法学》第6辑；马克斯·韦伯著，于晓等译，1987：《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泰格、利维著，纪强译，1996：《法律与资本主义的兴起》，学林出版社。 伯尔曼的观察视角，显然不同于泰格和利维。后者认为，西方法律传统与资本主义兴起密切相关[3] [3] 韦伯从不同的研究路径得出了类似的观点。韦伯通过考察西方16世纪宗教改革以后基督教新教的宗教伦理与现代资本主义的亲和关系，认为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是与新教伦理分不开的。参阅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经济与社会》等系列著作。 如果说伯尔曼、韦伯以及泰格和利维的观察视角都属宏观层面的话，那么英国著名法律史学家亨利·梅因（Henry Sumner Maine）爵士的研究就是一种微观进路了。梅因从社会进化的比较研究中得出：“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 换言之，社会的发展倾向是从身份到契约。梅因认为，“所有进步的社会的运动在有一点上是一致的，在运动发展的过程中，其特点是家族依附的逐步消灭以及代之而起的个人义务的增长。‘个人’不断地代替‘家族’成为民事法律所考虑的单位。……我们也不难看到：用以逐步代替源自‘家族’各种权利义务上那种相互关系形式的，究竟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什么关系。用以代替的关系就是‘契约’。在以前，‘人’的一切关系都是被概括在‘家庭’关系中的，把这种社会状态作为历史上的一个起点，从这一个起点开始，我们似乎是在不断地向着一种新的社会秩序状态移动，在这种新的社会秩序中，所有这些关系都是因‘个人’的自由合意而产生的。”[4] [4] 梅因著，沈景一译，1995：《古代法》，商务印书馆，第96-97页。 从“身份”到“契约”，并非一个平坦顺利的过程。以1688年英国的“光荣革命”，1789年法国大革命和1830年“七月革命”，1848年的德国革命，以及1787年美国宪政革命等系列革命为契机，西方各国构建了所有权领域的私权神圣、契约法领域的私法自治以及侵权法领域的过失责任的法治基本原则，进而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