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徘徊”还是“准备”_.docVIP

PAGE PAGE 1 “徘徊”还是“准备”_ 　　摘要：“文革”结束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是重要而特殊的两年，对这两年给予什么样的定位，关系到对当时全党上下特别是党中央工作成就的评价。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我们一直称之为“在徘徊中前进”。30年后的今天，回顾比较当年的是是非非，用历史的、矛盾的、发展的观点认识问题，将之定位为“历史转折的准备时期”更为确切和适当。 　　关键词：十一届三中全会；徘徊；拨乱反正；历史转折 　　中图分类号：D65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3）02-104-04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把“文革”结束到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两年称之为“徘徊时期”。对于这个定位是否科学，社会上一直存在不同意见。鉴于这两年在党的历史上是比较特殊的，时间虽短，但因其处于两个历史时期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形势变化剧烈，其历史地位的重要不言而喻，在党史研究中应当给予科学的定位。 　　一、定位为“两年徘徊”的根据 　　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评价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意义时指出：全会结束了一九七六年十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这是两年“徘徊时期”的最早的正式说法，后来邓小平同志也多次在谈话中提到“两年徘徊”。当年称“两年徘徊”的根据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提出了“两个凡是”。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同时发表的社论提出“两个凡是”的指导方针，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8月，华国锋在党的十一大报告中肯定党内存在“走资派”、提出“文化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 　　二是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包括“天安门事件”）的进程。1976年1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对过去纯属反对“四人帮”而被拘捕的人，应予以释放；已立案的，应予以销案；已判刑的，取消刑期予以释放；对于党籍、团籍处分的，应予以撤销；凡不是纯属反对“四人帮”而有反对毛泽东、反对党中央、反对文化大革命和其他反革命罪行的人，决不允许翻案。限制了进行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并制造了一些新的错案。 　　三是沿习了个人崇拜的作法，制造新的个人崇拜。1976年11月中共中央批准《当前宣传要点的请示报告》，指出宣传工作的第一个要点是突出宣传华国锋。此后出现了大规模歌颂华国锋的活动。 　　四是真理标准讨论开始后，当时负责党的宣传工作的领导人压制讨论的进行。 　　上述问题存在的根本原因是长期以来“左”的指导思想还未从根本上改变。所以邓小平强调：粉碎“四人帮”以后还有两年徘徊，因为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搞“两个凡是”继续肯定“文化大革命”。[1]81 　　二、两年内党的工作取得的主要成效 　　尽管存在上述问题，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也取得了很大进展。国家建设各领域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事实上开始了拔乱反正。 　　首先，开展了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从1976年12月起，中央连续下发了关于“四人帮”反党集团罪证的三批材料。全国普遍清查了他们的帮派体系，逐步调整和加强了各级领导班子，并采取断然措施平息了个别地区的武斗，从政治上结束了大动乱的局面。 　　其次，经济工作的混乱局面得到初步治理，正常的生产活动得到恢复。1977年4月，经过整顿，全国铁路平均日装车量和运量都超过了建国以来最好水平。1978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比1977年分别增长123%和12%。在此基础上，党和政府注重提高职工收入，改善群众生活。1977年8月10日，国务院发出《关于调整部分职工工资的通知》，决定从10月1日其提高部分职工的工资，有60%的低工资职工（约3000多万人），不同程度地增加了工资收入，生活有所改善。1978年2月21日，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劳动总局发出《关于企业职工加班工资支付问题的通知》。要求对必须在节假日加班的职工和必须随同工人加班的其他职工（不包括科长以上领导干部），可按本人标准工资的200%发给加班工资。 　　第三，一大批在“文革”中受迫害受排挤的老一辈革命家和老干部恢复了领导职务。1977年7月，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党政军领导职务，这对拨乱反正的进程和历史转折的实现产生了具有决定意义的影响。而1977年3月和12月，胡耀邦被任命为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和中组部部长，他在这两个位置上为历史转折做出了巨大贡献。十一大后，老一辈革命家成为中央政治局的主体，许多尚未在政治上平反的老干部实际上已参加了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这就为实现历史转折准备了组织条件。 　　第四，思想理论的拨乱反正不断推进。1976年12月，《人民日报》发表1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