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与国家公共治理模式重构.docVIP

PAGE PAGE 1 “中等收入陷阱”与国家公共治理模式重构 　　“中等收入陷阱”只是表象，其内涵本质是制度转型困境。能否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取决于制度的内在合理调整及其供求是否处于均衡状态，政府是否实现了从发展型的全能政府向公共服务型的有限政府的转型，经济增长动力是否实现了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乃至创新驱动的转型，社会是否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公民社会转型。 　　“中等收入陷阱”本质是制度转型困境 　　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许多制度安排往往只是过渡性制度安排，随着客观环境和现实条件的变化，原有的一些能够有效应对和解决发展挑战的制度安排的效率可能会出现衰减，甚至完全退化为无效制度安排或负效制度安排。而一国的经济发展从低收入阶段到中等收入阶段所遇到的挑战，与从中等收入阶段到高收入阶段所遇到的挑战是有所不同的，如果不能适时适度地进行制度转型，可能会使得制度供求处于一个非均衡状态，无法有效应对和解决社会经济转型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挑战、新问题。因而，能否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取决于制度的内在合理调整及其供求是否处于均衡状态，政府是否实现了从发展型的全能政府向公共服务型的有限政府的转型，经济增长动力是否实现了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乃至创新驱动的转型，社会是否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公民社会转型。“中等收入陷阱”只是表象，其内涵本质是制度转型困境。 　　当前中国面临的就是这样一种制度转型的困境，一旦陷入这一桎梏的束缚而无法挣脱，会导致“政府—市场—社会”这样一个国家公共治理三维结构难以得到有效的耦合和整合，从而会出现以下一些具有普遍性的负面表现： 　　政府失效。主要是指政府缺乏对于经济社会转型的驾御和治理能力，不仅不能提供适应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后所必要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以弥补市场失灵，反而出现了大量的寻租和腐败现象，使得社会经济的公平正义受到极大减损。其中，尤其值得警惕的就是所谓“政府俘获（StateCapture）”①现象。究其根源，还是政府无法摆脱传统体制下全能型政府和发展型政府的影子，导致政府角色越位、缺位、错位的现象屡见不鲜。 　　市场失灵。一般意义上的市场失灵是指经济中存在着垄断、外部性、公共产品和信息不对称等因素导致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低效或失效，这就需要政府的矫正。但是，政府的介入应该是有限度的，一旦越界，同样会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或无效。受传统体制的影响，转型国家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政府介入经济活动太广、太深，这种外在的高度干预使得内生的市场规律难以很好地发挥作用。如果说一国经济发展需要经过从要素驱动到效率驱动再到创新驱动的三个阶段，那么中国当前依然没有从要素驱动阶段完全转型到效率驱动阶段，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还远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从而使得价格传递信息、提供激励和决定收入分配的三大基本功能也出现扭曲。所以，市场化改革的红利还有可挖掘空间。 　　社会失范。急剧的经济社会转型往往也会使得一个社会的传统价值观体系面临极大的冲击，而如果一个具备较强的利益协调能力的独立、自治公民社会又未曾建立起来，在这样一个旧规已破、新制未立的时期，正式制度安排和非正式制度安排都处于严重的供求不均衡状态，这种制度真空状态很容易滋生各种失范乃至犯罪行为。当前，中国社会层出不穷的“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有色馒头”等事件所表征出来的诚信缺失、道德滑坡、人情冷漠，也已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这导致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市场经济活动的各类显性和隐性交易成本都非常大，社会最基本的信任关系已经难以构筑。一些社会学家将这种社会状态定义为“社会溃败”，形容社会肌体的细胞已经坏死，机能失效。 　　此外，政府失效和市场失灵相叠加也会造成其他一些不良的社会后果，比如两极分化、机会不均、社会不公等等。而现代经济学中有一个结果公正定理（outcomefairnesstheorem），告诉我们：只要每个人的初始禀赋的价值相等，通过竞争市场的运作，即使个体追求自身利益，思想觉悟有限，也可以导致既有效率也是公平的资源配置结果②。所以，一个转型国家要实现效率、公平与法治的良好均衡，需要理清和合理界定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的治理边界，有效回应因政府失效、市场失灵、社会失范所提出的制度变迁需求。 　　摆脱转型困境的国家公共治理模式再抉择 　　党的十八大报告将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归结到“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上来，并强调改革“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雅诺什?科尔奈曾指出，人类社会存在三种规制经济行为的基本协调机制，即作为官僚协调机制的政府，作为自利性交易关系总和的市场，以及自愿互惠的联合性协调机制或公民社会。③所以，在改革的力量博弈中还应加入社会的一方，需要正确处理好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以此来重构国家公共治理模式，通过政府、市场与社会三位一体的整体设计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