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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洗钱金融监管的不足之处分析与对策 摘要：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金融业的国际化发展已是必然趋势。然而，在改革金融体系、开放金融市场的同时，侵入金融系统的洗钱活动对我国的金融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近几年我国的相关法律和规定共同构建了我国反洗钱预防、控制和打击的基本法律框架和监控制度体系，为我国金融业开展反洗钱工作提供了法律、法规等制度上的保障。但是我国反洗钱金融监管在实践中仍存在诸多不足，本文对反洗钱现状进行了全面分析并提出相关对策，以期为反洗钱工作提供参考。 关键词：反洗钱 金融监管 不足 对策 一、反洗钱监管的模式与发展 基于不同反洗钱实践、理念和方法差异，反洗钱监管主要分为合规监管和风险监管两种模式。其中，合规监管主要通过立法界定金融机构的反洗钱义务，采取非现场监管和现场检查的方式督促义务人履行法定义务，并对未按规定履行法定义务的金融机构实施相应的处罚。其特点是强调单一义务的履行，没有从整体上防范被利用洗钱的风险。风险监管主要是监管者利用风险工具对经济体、行业或金融机构面临的洗钱风险进行测算评估，根据风险分配监管资源，同时引导金融机构按被利用洗钱风险的大小对产品、服务等进行分类，并按照风险大小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其核心是实施主观主义的可疑交易报告制度，对发生洗钱事实的金融机构实施重罚。 自我国在二十一世纪初开展反洗钱工作以来， 对反洗钱监管主要采取了合规监管的模式，该模式适应了反洗钱初级阶段的实际，但随着反洗钱工作的深入开展，弊端也日益显现出来，已逐步成为有效开展反洗钱监管工作的瓶颈，而风险监管的出现则有效弥补了合规监管的不足。 从历史的角度看，合规监管方法是反洗钱工作初级阶段和发展阶段初期的必然选择，该时期金融机构在反洗钱工作中存在以下问题：（1）义务人反洗钱意识比较淡薄，没有将法定反洗钱义务内化到法人治理控制链中。从微观的角度看其原因，是因为履行法定反洗钱义务不仅增加个体的经营成本，有时也可能削弱个体的行业竞争力，即法人行为目标与履行反洗钱义务存在一定的背离。（2）义务人缺乏对反洗钱工作应该做什么、如何做等基本问题的认知。（3）监管者缺乏对整体洗钱风险进行评估的经验信息、评估方法。合规性监管正是解决以上矛盾的有效方法：一方面，国家通过法规明确义务人的义务空间，让义务人知道反洗钱做什么；另一方面对未按规定履行义务的机构实施相应的处罚， 通过外部激励促使金融机构将法定反洗钱义务融入到法人治理控制链中。 但合规监管的内在缺陷也制约了反洗钱工作的有效开展。义务空间边界的确定性是合规监管理论的基石，即法律明确规定义务人应做什么，确定的义务之外义务人享有免责的权利， 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持续实施合规监管，可能导致被监管人采取敷衍性的非合作博弈策略，不利于义务人发挥积极性和主动性。 随着反洗钱法规的不断完备，反洗钱监管工作逐步推进， 反洗钱义务人对反洗钱义务有了较全面的认识， 反洗钱意识也得到了显著的提高， 合规监管已越来越不利于反洗钱工作的有效开展，主要表现是：（1）被监管者主要采取敷衍性的非合作博弈策略，履行义务的结果是非合作博弈均衡，不是监管者预期或希望达到的结果。（2）不利于监管者对整体洗钱风险的认识和控制，由于缺乏对区域、行业、机构和产品的洗钱风险的有效评估，难以依据风险分配反洗钱资源，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3）导致可疑交易报告“数量过度膨胀，质量难以有效提高”，突出表现是金融机构为了减少在被检查中出现分歧或受到漏报处罚，并不愿意充分利用分析识别的权利， 对特征型可疑交易采取“宁多勿漏”的防卫性报送策略；对非特征型的可疑交易报送与否纯粹取决于金融机构的意愿。总之，合规监管缺乏激励兼容，导致特征型可疑交易报告“量多质差”，非特征型可疑交易漏报 结果就是整个可疑交易报告的准确性和完备性不高。( 4）金融机构的客户身份识别工作基本停留在法定真实性这一层面上，不结合交易背景、交易目的深入了解客户。（5）反洗钱现场检查行政处罚率较高、罚金较少，有显著的普罚特征，与国外处罚率低、罚金重相比，缺乏震慑效果。因此，合规监管模式难以解决客户身份识别不深入、可疑交易报告质量不高这一主要矛盾。 因此，只有让义务人知道监管者能够测度和区分不同义务人履行反洗钱义务的努力程度和工作绩效，并根据激励相容的原则给予相应的激励，义务人才会做出持续的努力。经过一定时期的反洗钱实践，监管者对洗钱的区域、行业分布、金融机构及金融工具可能被利用洗钱的概率、洗钱行为主体和资金交易特征的认识有了越来越多的经验支持。同时，金融机构的反洗钱意识也显著提高。监管者以风险控制为基础，建立系统的风险评估体系，按洗钱风险对义务人进行分类，并根据分类实施差别性监管方法，有利于义务人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发挥，有利于反洗钱效率的进一步提升。当然，风险监管也离不开一些基本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