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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董仲舒政治哲学的形上基础及其现代诠释论文 　　 　　北京大学出版的年修订本《中国哲学史》认为:“董仲舒的全部思想都是为汉王朝封建专制统治创立理论上的根据的”笔者认为这把董仲舒的思想过分意识形态化了以笔者之见对董仲舒的了解应从对他整合、继承、研究、注解儒学经典(如《春秋》及其《公羊传》)时所收获的历史哲学成果处下手体察其中心命题而不能随意将汉代的政治形态作为其思想内涵的判定基础事实上汉代对十变革政制已然有了现实需求意欲从无为清静转变为有为进取乃将适合十此的董仲舒思想作为基础董仲舒的思想则不尽待汉代政治事实以定而是另有儒学及诸子之学处的所本 　　 　　一、武帝问策的哲学背景 　　 　　汉武帝时董仲舒以其所传之公羊学而成为了春秋经博士在汉武帝“举贤良对策”之际他提出了所谓“天人二策”这二组策问均涉及武帝最关注的问题《汉书·董仲舒传》对此事记述详备其所载武帝首次策问中的二问如下:“二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性命之情或天或寿或仁或鄙习闻其号未烛厥理” 　　 　　二、董仲舒从诸经之学处受到的影响 　　 　　1.《周易》的影响:天人合德 　　 　　董仲舒的对策带有儒家的思想成分他显然把易学中“天人合德”的思想转化为了“天人感应”的思想“天人合德”的思想来自十《文言传》中的“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2}2}等诸语其意义在十彰显了人具有可发挥天之能力的德性因此在孔子及其儒门后学看来天能生人而人有天之德能弘天之道亦即维护以发展生命为务的生生事业在重视生生的角度上天与人是一致的此即“天人合德” 　　 　　2.《尚书》的影响:天的人格化 　　 　　除了《周易》之外在《尚书》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一种“天命”之说如“惟命不十常汝念哉无我珍享明乃服命高乃听用康又民”等这种天命观将天命与人君的施政之善联系在一起认为施行善政是获得、保有天命的前提条件其视天如人格神认为天也盼见天下大治故希望以圣人为人君因此常施天命与善人天固不言但可以用灾异和符示来表达自己的好恶彰显天命之所在这就导向了“天人感应”之说 　　 　　3.《春秋公羊传》:天人关系的感应化与灾异符示的示警说 　　 　　当然董仲舒本就专治《春秋公羊传》之学而公羊学所内蕴的灾异说当然对董仲舒造成了比易学与尚书学更大的影响比如在注解《春秋》经隐公九年二月的“癸西大雨震电;庚辰大雨雪”时《左传》称此处系“书时失也”《谷梁传》也只称“八日之间再有大变阴阳错行故谨而日之也”均认为经载此事只是为了记录自然天候的失常而《公羊传》则独称:“何以书?记异也何异尔?椒甚也可见《公羊传》将天象与人事关联在一起认为人事是天象发生的依据而这种观点是与其他二传迥异的而董仲舒以此为本就能很自然地开出其“天人感应”之论 　　 　　三、董仲舒从诸子之学处受到的影响 　　 　　1.墨家:天的人格化与“天志” 　　 　　董仲舒认为“天”是有意志的这合十,,子的“天志”之说果子认为天有其喜怒与意志而天则要求人类“兼相爱交相利”过去尚未有人考察董仲舒与果子之间是否存在思想联系我特在此提出这一问题终极地看在“天人感应”与“天人合一”中天具有一种威慑性的力量使人能更好地去发挥善良之心而非放纵邪恶房气因此这是与果子的“天志”“兼爱”之说相通的 　　 　　2.阴阳家:阴阳五行的工具化与目的化 　　 　　同时董仲舒继承了战国以来方术之士的思想如邹衍的五行生克之说战国时阴阳家对古代流传下来的五行传统作出了进一步发挥将其变成了具有历史和政治意义的解释框架形成了一套与阴阳消息之观念相结合的五行生克理论邹衍的五德终始说更是流行十一时春秋战国以来天下分裂而“道术将为天下裂”秦虽然有统一天下的力量且向五德说中寻求了统治合法性的依据但并未致力十发展与大一统相配之德其倚重强制性的权威而非务十建立一种持久性的规范邹衍的五德终始说赋予五行以道德的内涵并能彰显各种德之间的关系 　　 　　四、对诸经诸子之学的整合 　　 　　董仲舒还在《春秋繁露》中把最终政治权威建立在“兀年春王正月”的“兀”上这种对“兀”的重视既有可能来自十其对《易传》“易有太极是生两仪”[2]340之“太极”的认识也可能受道家“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二二生万物”之“太一”的影响《淮南子·太初训》中的“始而又始曰太始一之又一曰太一白之前有白曰太白极之上有极曰太极”就同时体现了道家的“太一”与易学的“太极”这就为董仲舒看重政治首领与“兀”的联系提供了基础刚好汉武帝又崇拜太一乃至建立了太一祠因此易十接受董仲舒的“兀”思想所谓“兀”应能包含天地恰如太极能分而生乾阳坤阴董仲舒也确实在其《春秋繁露》里提到:“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行者行也其行不同故谓之五行五行者五官也比相生而间相胜也” 　　 　　五、从形上基础到现代诊释 　　 　　董仲舒的政治哲学不但具备形而上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