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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国哲学经典《周易》说:“一阴一阳之谓道。”新中国成立后,从稳定政权、到发展经济、再到繁荣文化,经由着国强、民富、文昌这样一段刚柔变化的历程,由政治的强劲有力、到经济的高歌猛进、再到文化的春风化雨,仿若阴阳协调,刚柔并济。而中国文化的形象化特征,正像那丹顶鹤一样,是:负阴抱阳一点红。负阴抱阳,鹤身的黑白两色、阴阳刚柔,如同儒道两家文化,平衡着文化结构、和谐着文化心理,而鹤顶那一点鲜红,就是我们的红色文化、时代精神。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
(一)富强
孟子曾对想要治理好邦国的梁惠王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孟子》里讲,让人们通过正常有序的劳作,可以穿上帛、可以吃上肉,这就是民富。其实,孟子这里说的五十岁、七十岁只是泛指,衣帛、食肉也只是一种指代,他真正提出的是人民生活中最重要的两层保障:丰衣和足食。
陶渊明在《桃花源记》里描写他幻想中的世外桃源时就形容道:“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他幻想着,有一方乐土,人们在那里安居乐业、衣食无忧,这样的平实生活就是陶渊明心目中的理想国了,就可以令男女老少怡然自得。
到了清代人们的诉求依然如此,清初的艺术家李渔在他的《闲情偶寄》里就说:“谓一朝富有,男可翩翩裘马,妇则楚楚衣裳。”衣冠楚楚,宝马香车,民众这样的生活就是社会富有的表现,由此,我们可以联想到当下每一天的车水马龙,每个人的衣着鲜亮。
丰衣足食,这是生活富足的层面;而真正的民富,还要追求生命富足的层面——也就是在物质富足之后的精神富足、也就是经济富足之后的文化富足。因此孟子在对梁惠王的论述中,说完衣帛、食肉、无饥,就马上说到了文教,他说:“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在孟子心中,给民众以教化,让大家懂得礼仪规范、仁义道理,这是民富的更高表现。
中国文化认为,政治的强大,表现为一种自尊自重、自省自强的自信力,是像孔子信心满满说的“虽百世,可知也”——只要遵从历史的得失经验,百代之后的社会情形也可以掌握——虽然孔子这里论述的是礼仪制度,但是我们可以将礼仪之邦的精神引申为影响社会的结果。中国文化认为政治强大的根本,在于规范自我的风度,而不是凌驾于人的霸权。
所谓泱泱大国,不仅仅是看起来人口多、收入多、土地多、资源多,而是要在国家形象上体现出精神之大、责任之大、气度之大、实力之大。所以说到“富强”,我们所期待的是一个民富而国强的中国,是经济富庶、文化昌盛、政治强大、军事强健的国家。而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如果我们在追求生活富裕的道路上,同时兼以文化修身;如果在我们关注领土纠纷的爱国之心里,还坚决拥护着国家主权完整——那么,中国的富强,有你,也有我。
(二)民主
《尚书》中说:“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人民才是邦国的根本,人民是国家的首要。
《老子》中说: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老子的意思是,最好的世代,是人民只模糊感觉到统治者的存在而已,也就是,他虽超乎于民却顺乎于民,不与人民产生明显的距离;老子又称,这样的统治者,他为百姓谋福利成功了,人民却感觉这本就是他们自己顺其自然的状态,本就是生活该有的样子。 这难道不是一种最大程度的“以民为主”?统治者作为效劳于民的一个掌舵者,却早已无限虚化了自己的声音与功绩,在这大地上,只有人民作为主人自然而然的身影。
孟子目睹了当时社会变得尘嚣甚上,却更加明确地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认为,连国家社稷的朝代更迭都不如人民重要,朝代更迭中的君王就更不重要了,天下所有的贵重,全都在民众身上。由此可见,无论统治上层如何兴衰往来、无论社会制度如何更改变幻,那贵重不变的,始终是人民大众。 以历史的眼光来看,所有的朝代更迭、制度变迁都是岁月洗礼中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过客,唯有人民百姓才是在任何社会、任何时代中都永世不变的主人。
所以,中国文化里的圣贤,是为这亘古不变的人民而思考命运的 。他们与政客不同,政客的服务对象是当权者,圣贤的关怀对象是为民者。 他们的思考结果,不是仅为时政出谋划策,而是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因此, 才体现着最本质的人文关怀,才沉淀为岁月洪流 中永不淘汰的金玉良言。
(三)文明
曾形容“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的拿破仑,还曾说过:“中国一旦被惊醒,世界会为之震动。”
中国是自新型的文明,这缘于儒家经典中的论述《大学》开篇就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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