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毅-动物权利的伦理基础.docVIP

PAGE PAGE 9 动物权利的伦理基础 雷　毅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动物福利问题已为世界各国所关注，许多国家也颁布了相关的动物福利法。然而，动物福利法只是有限度地维护了动物的某些利益，并未对动物基本权利给予充分的考虑。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在于，今天的动物福利观点是近代仁慈主义运动的产物，其主要的诉求方式是情感，利益的核心不是动物而是人。这就必然导致在人与动物利益可能出现冲突的地方，动物福利不可能得到合理的维护。在伦理学的领域，20世纪的动物解放与权利运动依据逻辑理性建立了一整套系统的道德理论，这些理论为当代的动物立法提供了新思路。 一、为动物的道德权利辩护 尽管《动物福利法》的颁布远比伦理学家对动物权利的关注要早，但在为动物权利的辩护中，伦理学家较法学家更为激进。伦理学家所论及的只是动物的道德权利，但对道德权利的分析有助于我们对动物法律权利的理解。 对动物利益的关注可以追溯到16世纪。英国的切斯特郡1596年就颁布了纵狗斗熊的禁令，17世纪的英国则限制在本土斗鸡。18世纪，英国著名功利主义伦理学家边沁（Jeremy Benthan）就把“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伦理原则推广到动物界。此后，他的学生摩尔（John Sturar Mill）进一步提出要承认动物的道德地位和用法律保护的观点。在维多利亚时代后期出现了一大批观点激进的伦理学著作。活体解剖等虐待动物是当时仁慈主义运动最热门的话题，仁慈主义者争取“禁止残害动物”的立法斗争一直持续到19世纪，从而催生了受到广泛关注的“马丁法案”。历史地看，今天我们讨论动物福利和动物权利之类的问题，乃是仁慈主义运动扩展的结果。然而，20世纪人们对动物利益的关注超越了仁慈主义运动，并将信赖人类情感的仁慈主义运动转变为依据一种体系完整的纯粹理性思考的动物解放和动物权利运动。 那些动物解放和动物权利的捍卫者所提出的观点并非是要标新立异，他们只是将一些传统的道德信念和原则作了合乎逻辑的推导。这样的做法很有效，它意味着如果我们认同现行的道德规则，我们就没有理由怀疑推导出这些规则的原理，如果认同这些原理，那么，当我们从这些原则推演出不满意的结果，我们的理性要求我们不是断然拒绝这些结果，而是要对产生这一结果的依据进行分析。 众所周知，我们的道德体系中，美德品质、契约意识、正义精神是人们推崇的基本信条，它构成了我们道德文明的核心。然而，有人发现，即使是按照传统的道德原则，无论是义务论伦理还是功利主义伦理，我们也完全没有理由将动物从道德的领域排开。 长久以来，理性一直被视为人的本质特征，康德（Immanuel Kant）更是将理性和自我意识作为确定道德关怀资格的必要条件，而理性和自我意识只有人才具有，因而人天然地拥有道德关怀资格。在谈到动物时，康德就明确宣称：就动物而言，我们不负有任何直接的义务。动物不具有自我意识，仅仅是实现一个目的的工具，这个目的就是人。如果说我们对动物有义务，那只是我们对人的一种间接的义务。 Immanuel Kant, “Rational Beings Alone Have Moral Worth”, in Louis Pojman ed, Environmental Ethics: Readings in Theory and Application,pp.31-32. 尽管人们一直将康德的理性原则作为义务论伦理学的基本原则，并在我们的生活实践中广泛运用，但其理论却存在着缺陷。功利主义伦理的代表人物 Immanuel Kant, “Rational Beings Alone Have Moral Worth”, in Louis Pojman ed, Environmental Ethics: Readings in Theory and Application,pp.31-32. 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时殷弘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349页。 功利主义伦理学的“最大幸福原则”能够避免上述困境，却又因实现其原则所必需的对幸福的体验为人们争取动物权利留下了突破口。正是沿着功利主义伦理学的思路，澳大利亚伦理学家彼得·辛格（Peter Singer）进行了大胆的推理，从而为维护动物权利争得了一块阵地。他在《所有动物都是平等的》一文中论证了动物权利的必然性，而他系统论述动物权利的《动物解放》一书更成为动物伦理的经典之作。 按照功利主义伦理学的理解，快乐是一种内在的善，痛苦是一种内在的恶；凡带来快乐的就是道德的，凡带来痛苦的就是不道德的。这表明，任何有感受能力的存在，无论是人还是动物，只要给他们造成痛苦的行为就是不道德，这就为把动物的快乐和痛苦引入道德考虑的范畴提供了可能。更为重要的是它还隐含着一种平等考虑的诉求，即原则上需要给有同样感受能力的存在以同样的道德关怀，不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