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与郑振铎.doc

PAGE PAGE 1 张元济与郑振铎 陈福康 张元济（菊生）先生比郑振铎（西谛）先生年长31岁。但郑振铎不幸因公牺牲，去世还早张元济1年。因此，今年(2007)我们纪念张元济先生140周年诞辰，明年我们要纪念郑振铎先生诞生110周年和牺牲50周年。 张元济和郑振铎是真正的忘年之交，张元济比郑振铎父母的年龄还长十几岁。但张元济和郑振铎有近40年的深厚友谊。他们是近代中国两代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我们论述他们之间的不平凡的交往和友谊，也就是仰慕他们高深的学问，学习他们高尚的人品，记住他们对中国文化作出的巨大的贡献。 相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心 张元济和郑振铎初识于1920年10月。当时，郑振铎在北京铁路管理学校（今北方交通大学前身）读书，积极参加了五四运动。他曾与瞿秋白、耿济之等人先后创办了《新社会》旬刊和《人道》月刊，但《新社会》已经被禁，《人道》只出一期就出不下去了。这时，郑振铎又很想创办一个文学刊物。而时任上海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的张元济、编辑部主任高梦旦，为了使商务印书馆这个近代中国最早最大的出版社能在新文化运动中获得新的动力，正好于此时到当时新文化运动中心的北京来寻求支援。他们先去拜访了胡适、梁启超、蒋百里等名流。蒋百里等人便向张元济、高梦旦提到了郑振铎等一批青年人，并转达了他们想办一个文学刊物的意愿。 10月22日，郑振铎与耿济之便去拜访张元济，可惜未遇。第二天一早，郑振铎又一个人去拜访，第一次见到了这位出版家和老学者，谈了自己的一些打算。这在张元济23日的日记中有记载： 昨日有郑振铎、耿匡（号济之）两人来访，不知为何许人，适外出，未遇。今晨郑君又来，见之，知为福建长乐人，住西石槽六号，在铁路管理学校肄业。询知耿君在外交部学习，为上海人。言前日由蒋百里介绍，愿出文学杂志，集合同人，供给材料。拟援北京大学月刊《艺学杂志》例，要求本馆发行，条件总可商量。余以梦旦附入《小说月报》之意告之。谓百里已提过，彼辈不赞成；或两月一册亦可。余允候归沪商议。 可知当时张元济、高梦旦考虑到商务印书馆已出有《小说月报》，且已创办十多年，所以便不想再出新的文学刊物了。（“北京大学月刊《艺学杂志》”后亦未见创刊。）当然，他们也已感到《小说月报》赶不上新的时代要求，所以希望郑振铎等人写稿，并表示可以将该刊全面革新。眼看自己想办一个文学刊物的计划一时难以实现，郑振铎心中不免怅怅，但他又想到：何不先成立一个文学团体，以后可由这个团体出面办刊物，这样，一来可以基础更为稳固，二来同各出版社联系时也便于洽谈。他的这个想法获得了耿济之等人的支持。于是，在张、高二位离京后，郑振铎便开始筹备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了。 张元济不会想到，他和郑振铎的见面和会谈，促成了文学研究会的成立；他这天的日记，成了我们今天研究文学研究会筹备过程的极其珍贵的史料。 郑振铎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 郑振铎在1920年底毕业后，被分配到上海的沪杭甬铁路管理局工作，1921年3月下旬赴沪报到。但没过多久，5月中旬郑振铎就转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从此就一直在文化界工作了。 商务印书馆能欣然接纳这个刚刚毕业，工作“对口”而“跳槽”的工科大学生，当然与张元济、高梦旦的慧眼识人有关。他们不仅半年前在北京见过郑振铎，留下很好的印象；而且自那以后，郑振铎便以极其干练的工作能力为商务印书馆编了好些书。如《俄罗斯文学丛书》，就已在二、三个月前开始出版；《俄国戏曲集》共十种（其中二种为郑振铎亲自所译），从1月至5月已全部出齐。本月出版的第十种《六月》的书末，还附有他写的整套戏曲集的作者介绍和《俄国名剧一览》。如果没有作过认真研究，没有真才实学，谁能写得出来？鲁迅先生就对这两套丛书极为赞赏，后来称之为当时介绍俄国文学的“大书”。张元济应该早在郑振铎来馆前，就在心中暗暗为这位青年学者喝彩了。 再后来，1923年10月，郑振铎还成了张元济的老友高梦旦的东床快婿。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以郑振铎为核心的商务印书馆的一些编辑，联合社会上的一些进步人士，创刊了反帝爱国的《公理日报》。除了郑振铎等人各自为《公理日报》捐款外，当时商务印书馆为表示爱国，也曾提供一点经费，暗中支持。张元济及高梦旦等人亦各捐了一百元。 五卅运动以后，上海当局加紧压迫，上海工人运动渐趋低潮。共产党在劳动群众中继续宣传、组织，准备迎接新的革命高潮。就在这时，商务印书馆内忽纷纷传说资方打算裁减职工的消息。本来，馆内普通职工的工资就很低，这下大家更加愤愤不平。共产党认为这时是发动罢工、重振五卅运动后上海工人运动的好机会。商务印书馆的中共地下组织，这时由沈雁冰和杨贤江负责，编译、发行、印刷三所都有党员。党中央还派了徐梅坤来组织临时党团，实际领导罢工。沈雁冰也是临时党团的成员。发行所青年职工陈云，虽然还没有加入共产党（已加入国民党；不久，即由恽雨棠、董亦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