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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油灯下的世界 ——1937年前上海闸北城区的日常生活 张笑川 （苏州科技学院历史系，苏州，215011） 社会生活史是社会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日益成为历史研究中兴盛的领域。城市社会生活史作为社会生活史的重要一翼，也成为城市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上海作为近代中国第一大都市，其社会生活丰富多彩，号称“稀世富矿”，尤其引起海内外史学界的广泛关注。 参见熊月之：《稀世富矿：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研究的价值》，《史林》2002年第4期。 参见熊月之：《稀世富矿：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研究的价值》，《史林》2002年第4期。 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研究应以台湾学者吴圳义为先行者。他在专著《清末上海租界社会》（1978年出版）中，首次以社会学方法研究清末上海租界社会洋人和华人社会的结构和生活方式变迁，涉及人口构成、行政、司法、经济发展概况，洋人与华人的职业、家庭生活、衣食住行、社会交往及休闲娱乐等诸多方面。80年代以后，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研究更是蓬勃发展，研究成果众多。近期的力作主要有两部。其一是李长莉的《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生活与伦理的近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从日常生活和伦理的角度探讨近代上海社会的变迁。另一部是卢汉超的《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通过对里弄住宅、石库门内外、棚户区等城市角落的细致描述，展现了小市民之家、人力车夫、棚户居民等社会中下层人民的生活世界，也展现了上海城市日常社会生活中传统与现代性混杂交融、中国特色和西方影响巧妙融合的复杂现象。此外，海外学者贺萧、安克强对上海妓女的研究、马丁对于上海青帮的研究、小浜正子对于慈善、消防组织的研究、顾德曼关于同乡组织的研究、韩起澜关于上海苏北人的研究，都从不同的侧面触及了这一课题，可谓汗牛充栋。但是以上研究多数笼统地将整个上海作为讨论对象，或者集中于租界城区，而缺少对华界城区社会生活的描述。从方法论上说，则是将上海作为一个点，或者一个均质的空间，较少注意到上海城市中的社区差异。本文力图引入空间差异的视角，通过对闸北华界城区社会生活的探讨，以展现20世纪上半叶上海城市社会生活的另一个侧面。 闸北是上海20世纪初逐渐发展起来的一个城区。其最初的名称来源于上海县城北面吴淞江上的两座挡潮石闸，泛指两闸以北上海、宝山两县交界的大片区域。因为距离县城较远，在上海开埠以前，这里一直是一片水网纵横的乡村景象。上海开埠以后，县城以北出现了外国人管理的租界。60年代以后，租界不断扩张，向北拓展到了吴淞江，并越过吴淞江向北、向东发展。1903年，为了抵制租界的扩张，一部分地方绅商开始在新闸以北仍属于华人管理的地面开辟“通商场”，筑桥修路、筹建市政、发展工商业，并相继设立了上海北市马路工巡总局、闸北市政厅、沪北工巡捐局等独立的市政机关，闸北开始迈出城市化的进程。1927年，闸北成为新成立的国民党上海市政府的一个行政区。辛亥革命以后，闸北华界发展极为迅速，至二、三十年代成为与老城厢并驾齐驱的华界城区，一度有“华界自治典范”和“华界工厂发源大本营”的美誉。三十年代开始，闸北接连遭受一二八、八一三两次淞沪抗战的打击，城市化成果被完全破坏，此后成为日本的占领区，闸北逐渐沦落为萧条的棚户区和贫民窟。大致来说，闸北的发展可以1937年为界，划分为两大阶段。从20世纪初到1937年八一三之前，闸北是一个欣欣向荣的新兴城区，1937年以后，闸北在战争的外力摧残下彻底衰落，城区发展出现逆转。本文以1937年的闸北前为研究对象，意图从一个侧面更好地展现20世纪初年常态中的上海城市社会生活。 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上海人都认为闸北是一个独特的地方，最有名的一个说法就是它是“下只角”之一。这个“下只角”的社会生活呈现什么样的风貌呢？它与租界所代表的“上只角”有何不同？上海城市空间的差异是在什么样的机理下形成的？从城市空间分异的视角能透视出上海城市什么样的特点？这些就是本文所要回答的问题。 在进入闸北的社会生活领域之前，首先需要指出的是，闸北作为上海的一个城区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它属于华界而又靠近租界；2、它是伴随着上海的工业化而发展起来的一个以中小资本为主的工商业区； 3、它一直处于城市的边缘。正是这些区位和经济的特点共同塑造了闸北的社会生活。 卢汉超曾经用“霓虹灯外”来概括上海人的日常生活，对于闸北居民来说，或许更为贴切的是“煤油灯下”。清末至民初，上海的生活用电和市政用电并不普及，霓虹灯更多是租界的事物。直到20年代，闸北的道路照明长期以煤油灯为主。据《申报》称，直到1922年，闸北最繁盛马路，如横浜桥路、东宝兴路、宝通路、永兴路、宝昌路、天通庵路、东新民路、广东街路、国庆路、满洲路、乌镇路、共和新路、长安路、大统路、汉中路、南北梅园路、华盛路、库伦路等处，依然全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