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是用心的——西游记.docx

教育是用心的 ——对郑保瑞导演“西游记三部曲”的另一种解读 江西 沈包 摘自《教师博览》2018年第5期 自2014年影片《西游记之大闹天宫》以来，平均每两年左右，郑保瑞导演又先后完成《西游记之三打白骨精》与《西游记之女儿国》，构成了今时今日大银幕上的“西游记三部曲”。对待作为电影作品的“西游记系列”，普通观众在视听感受层面，最关注的是神话西游的银幕奇观化效果，而在思想层面，观众最关切的自然是耳熟能详的“西游取经故事”到底有了哪些新的改编亮点，传达出一种怎样的不同于以往的价值观念与精神气息。 新的改编亮点聚焦于对《西游记》故事中人物的重新认识与塑造。在我看来，“西游记三部曲”的故事主要是关于两个人物的故事，即“孙悟空”与“唐僧”，尤其是从《三打白骨精》和《女儿国》这两部影片开始，“唐僧”几乎成为故事的唯一“主角”。这个改编策略是成功的，因为《西游记》的故事在整个华人文化世界里实在是大众太熟悉不过的故事，如果不在“人物”层面开掘出新的意义，即便电影的视听语言可以在大银幕上结合包括CG技术等在内的电脑科技更加逼真再现这个经典神话传奇故事的魅力，可是大众对于“故事”的余味的追求必然落空，这可能也是审美接受效果上的所谓“距离与美成反比”在起作用吧。 那么如今我们看到的“西游记三部曲”的电影故事究竟有何“余味”可供回味呢？这是个莫衷一是、见仁见智的问题。而当我站在一个教育工作者的角度，跟随电影故事，试图重新发现一个既陌生又熟悉的“孙悟空”与“唐僧”的时候，我发现在一个“天地人”与“神妖魔”并置的绚丽纷繁世界里，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是无比艰难的，但也一定有人去坚持去践行。这很像我们当下的世界与社会，越复杂多变，越充满动荡与不确定性，就越需要一种力量哪怕是一份情怀去聚沙成塔，去春风化雨，去仰望星空，去寻找远方。毫无疑问，教育就是这种力量。 先说说“唐僧”，因为在我的小说原著阅读经验里，通观整部《西游记》，我时常感到唐僧是“最无用的”。带着这样的阅读经验，反复观看上个世纪80年代国内第一部改编拍摄的电视连续剧《西游记》，这种经验依旧在产生作用，而事实上，这部影响深远的经典名著改编电视剧依然带来的是一个“无用”的唐僧。说唐僧“无用”，常常是因为他在取经路途上基本上没有什么“战斗力”，面对妖魔鬼怪，他常常偏信偏听，他常常懦弱无助，他常常敌我不分，他常常一厢情愿。如此这般，作为一部充满神话传奇色彩的小说或是电视剧的主人公，唐僧实在是有点乏善可陈。 于是，很早的时候，我就在内心里自我发问：《西游记》为什么是中国古典叙事文学的四大名著？作为文学名著的《西游记》为什么要以“唐僧”作为最重要的人物？直到通过对比小说文本、电视剧文本与电影文本之后，我才恍惚之间仿佛清晰地看到了一个答案：唐僧是这个故事里所有重要角色当中唯一的“人”，而这个“人”身上最可贵的品质就是看似普通其实无比艰难的“坚持”。在《西游记》的故事里，真正怀着一颗求取真经的真心的恰恰是这个毫无“战斗力”的“人”，他偏信偏听，懦弱无助，敌我不分，一厢情愿，盖源于这是“人”皆会犯的错。可是他错则错矣，却不改初衷，在所有人都动摇，都被逼无奈的时候，只有唐僧什么也不说，甚至什么也不做，唯一要做的就是“西去”，纵然所有人都有对的理由让他放弃，他也不曾有一时半刻的放弃。就此而言，肉体凡胎的“人”胜过了所有的“神妖魔”，一种悲壮的崇高感浮现了出来。所以，作为“人”的唐僧是“师父”，是一个使命光荣、责任重大的教化者与教育者。 回到郑保瑞导演的《西游记》电影故事里，无论是《三打白骨精》还是《女儿国》，我倒觉得电影里的“唐僧”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回归了原著作品中的某种引而不发、草蛇灰线的精神暗示，也更符合小说原著里的对佛理心性的阐发。2016年的《西游记之三打白骨精》超越了以往“三打白骨精”的故事核心，即“孙悟空的忠勇”与“唐僧的愚信”之间的矛盾，在这个电影故事近一半的段落里，讲述者的重点是唐僧面对前世被众人冤屈指认为“妖孽”而千年怨念缠身不得解脱的“白骨精”时，作为一个教化者的唐僧自我的信念拷问与试图救赎“白骨精”的大无畏献身精神。通俗来讲，就是唐僧老师的不放弃，即便是对一个妖孽，他也不放弃。做老师最难的是什么，我想，有一种难，就是如何不放弃每一个学生吧。从专业人士的立场上讲，医生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老师不放弃任何一个学生。可是，在现实的职业生涯里，这种坚持“不放弃”是典型的知易行难。2018年的《西游记之女儿国》，聪慧善良、楚楚动人的年轻国王对唐僧一见钟情、一往情深，电影故事大胆地将唐僧的“不近人间烟火色”改编为“不负如来不负卿”的情理矛盾，虽然最终“难得两全”，但却也折射出一个秉持着信念的教化者在“爱一个人”与“爱众生”之间的自我困惑、反省与拷问，如同在电影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