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归因对“做效应”的调控及其ERP证据.doc

心理学报 2011, Vol. 43, No.12, 1430?1440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DOI: 10.3724/SP.J.1041.2011.01430 收稿日期: 2011-05-19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211 三期工程国家重点学科建设项目(NSKD08007和西南大学研究生科技创新基金优博项目(KY2009013资助。 通讯作者: 李红, E-mail: lihong@swu.edu.cn 注:冯廷勇共同为第一作者 1 反事实思维最早由Kahneman 和Tversky (1982提出, 是指在心理上对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进行否定, 进而构建一种可能性假设的 思维活动。一般以“如果......那么(if/then……”形式出现, 如“如果昨晚不熬夜, 那么今天早上就不会迟到了” 。参看Roese, N. J. (1997. Counterfactual thinking.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21, 133?148.; 陈俊, 贺晓玲, 张积家. (2007. 反事实思维两大理论: 范例说和目标-指向说. 心理科学进展, 15, 416?422. 1430 责任归因对“做效应”的调控及其ERP 证据* 索 涛1 冯廷勇1 顾本柏1 王会丽2 李 红1 (1西南大学心理学院, 认知与人格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重庆 400715 (2重庆文理学院教育科学学院, 重庆 402160 摘 要 “做效应(action effect”是指决策中由“做(action”与“不做(inaction”行为引起的相同决策后果, 却诱发了不同强度的情绪体验。本研究使用ANSIE 量表筛选了责任归因不同倾向的两类被试(极端内控者、极端外控者, 运用ERP 技术, 在一项简单赌博实验任务中考察了这两类被试的“做效应”差异及其电生理证据, 旨在探讨责任归因对“做效应”的调控作用。行为结果表明, 无论结果输赢, 极端内控被试的“做”与“不做”行为结果诱发的情绪强度和责任感强度都没有差异, 而极端外控被试的“做”行为诱发的情绪强度和责任感强度都比“不做”行为诱发的明显大; 脑电结果表明, 在FRN 和P300上, 极端内控被试的“做”与“不做”行为诱发的FRN 和P300波幅之间都没有差异, 而极端外控被试的“做”行为诱发的这两种脑电成分波幅都比“不做”诱发的较大。简言之, “做效应”在极端内控被试身上表现不明显, 而在极端外控被试身上表现明显。“做效应”很可能是由于个体对不同行为导致的相同决策后果的责任归因不同引起的。 关键词 做效应; 内-外控者; 责任归因; FRN; P300 分类号 B849:C91; B845 1 引言 “做效应(action effect”是指决策中由“做(action”与“不做(inaction”行为引起的相同决策后果, 却诱发了不同强度的情绪体验(Landman, 1987; Zeelenberg, van der Pligt, de Vries, 2000。最早对此问题进行研究的是Kahneman 和Tversky (1982, 他们首先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面对同样不利的决策结果, 人们体验到的由“做(action”导致的后悔与由“不做(inaction”导致的后悔, 哪一类后悔程度更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他们首先向被试呈现这样的一个情景故事:Paul 拥有A 公司的股票, 他曾经打算把这些股票换成B 公司的股票但最终没有换, 现在发现如果当初换成B 公司的股票那么现在将赚1200元; George 原拥有B 公司的股票, 后来换成A 公司的股票, 现在发现如果不把B 公司的股票换成A 公司的股票那么将赚1200元。 然后问被试:你认为Paul (“不做”和George (“做”谁会感到更后悔?统计结果显示,大多数被试(92%认为行为主动者George 感到更后悔。Kahneman 和Tversky 把这种同样大小的不利结果造成的后悔, 由“做”引起的后悔强度要大于“不做”引起的后悔强度的现象称之为后悔的“做效应”。他们认为这种现象是由于“做/不做” 的可变性(mutability调节着人们的后悔体验, 也就是说, 与Paul 没有转换股票(“不做”相比, 人们更容易想象George 本不应该转换自己手中的股票, 因而在反事实思维1中George 的“做”更容易被改变, 也就容易产生更加强烈的情绪反应。 12期索涛等: 责任归因对“做效应”的调控及其ERP证据1431 所以, Kahneman和Miller (1986认为“做效应”是由于对决策结果的反事实思维导致的情绪差异效应。 随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