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批评史8讲》-精选课件(公开).ppt

一、言意之辨:魏晋玄学与文学批评 第五，玄言诗兴起与崇尚自然的山水田园诗及其诗学观念的强化。 玄言诗是东晋时期盛行的一种诗风，以阐发老庄思想为基本内容，是魏晋玄学的产物。玄言诗的发生、发展过程，如檀道鸾《续晋阳秋》所云:“正始中，王弼、何晏好庄、老玄胜之谈，而世遂贵焉。至过江，佛理尤盛，故郭璞五言始会合道家之言而韵之，询及太原孙绰，转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辞，而诗骚之体尽矣。询、绰并一时文宗，自此作者悉体之，至义熙中，谢混始改。”(《世说新语·文学》注引)东晋玄言诗以许询、孙绰为代表，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正始玄风为其孕育发生期，郭璞五言为其发展期，许询、孙绰玄言诗为其兴盛期，义熙为玄言诗终结期。 以玄理入山水，玄言诗的衰退，导致了山水田园诗的崛起。这就是刘勰《文心雕龙·明诗》所说的“老庄告退，而山水方滋”之意。山水田园，作为自然悟道的外在载体，当人们面对玄绝难悟的遐旷玄远之道，必得置身于昏明交替、大运斡转的大自然之中方能体悟之时，玄学家们则以眼界之豁、情志之畅，在沉雄博大的大自然之中，寻求自我人格的外在的展示，这就是山水田园诗。可以说，东晋时代兴起的山水田园诗，就是玄学之士志在山水田园之中的悟道之作，是东晋名士追求理想人格与崇尚玄谈、平淡的诗学观念和审美情趣不断强化的结果。 文笔之争，是南朝关于文体分类引发出的一场辩论。它在中国文体分类学的历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文”与“笔”对举，源于汉人关于“文学”、“文章”的性质和形式之别而加以区分。汉代，凡具有文学性质的作品，一般统称为“文”或“文章”。随着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批评的不断发展，人们对各种文体的辨析，日趋精细，于是产生“文”“笔”的区分。据现有史料，文笔之分最早始于刘宋初年。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沈约《宋书·颜竣传》均有“文”“笔”对举之述，称颜延之最早将“文笔”析之为二。之后，文学批评家开始把中国文体划分为“文”与“笔”两大类。但具体划分的依据、标准各自有差异: (1)从文章形式入手划分“文”“笔”: 以有无韵者区分文笔，乃南朝人习惯说法。刘勰《文心雕龙·总术》云:“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文镜秘府论》西卷《文笔十病得失》引《文笔式》云:“制作之道，唯笔与文。文者，诗、赋、铭、颂、箴、赞、吊、诔是也；笔者，诏、策、移、檄、章、奏、书、启等也。即而言之，韵者为文，非韵者为笔。” (2)从文章性质入手划分: 梁元帝萧绎《金楼子·立言》说， “古人之学者有二”，是指“通圣人之经”之儒与“止于辞赋”之文。前者属于学术的范畴，后者属于文章的范畴。 所谓“今人之学者有四”，指:①墨守五经章句之儒；②博穷子史而不能通其理之学者；③擅长“笔”之作者；④擅长“文”之作者。前二者属于学术范畴，后二者属于文章的范畴。这种“文”“笔”之辨，已不是从形式上按有韵、无韵来区分，而是从作品本身的性质上指出“文”“笔”的差异。 “文笔”之辨，后世仍聚讼纷纭，但不脱南朝“文笔说”窠臼，基本沿袭刘勰与萧绎二说。 三、 四声八病:沈约论声律 永明，是南朝齐武帝的年号(483一493)。这是文学史上一个辉煌的时代。永明年间，一场声势浩大的声律运动兴起，沈约等不失时机地创立了汉语声律之学，开创了以讲究对偶与格律之美为特色的永明体，使中国古典诗歌从此走上了律化之路。这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一座新的里程碑。 (一)永明声律论的兴起 永明年间，一场声势浩大的声律运动勃然兴起，究其原因有三: 其一，汉语诵读本身所具备的抑扬顿挫的节奏之感，乃是永明声律论得以产生与发展的自然基础。汉语由方块汉字组成，重训诂，重声训，四声调类是汉语本身所固有的。先秦汉语中就有声调。据北师大俞敏《古四声平议》一文算，《易·上经》2064个字，其中平声912(占44%)、上声426(占21%)、去声353(占17%)、入声373(占18%) 。古人诵书，本注意抑扬顿挫，声音悦耳动听。《续晋阳秋》载，东晋袁宏讽咏《咏史》诗，而为谢尚所激赏，称其“声既清会，辞又藻拔”。南朝讲舍，《梁书》本传称之“善诵书，背文讽说，音韵清辩”。可见古人早就注重诵读的声音之美。 其二，印度梵音的传入与佛经翻译之风是永明声律运动勃兴的催化剂。 梵语是拼音文字，注重音节的组合，故梵语诗律分为波哩多(有规则组合)和阇底(瞬间有规则组合)二种类型。宋人郑樵《通志·艺文略》说:“切韵之学，起自西域，旧所传十四字贯一切音，谓之婆罗门书。”郑氏所谓“切韵之学”，就是拼切字音之法。 东汉之世，梵语以佛经东传为媒介传人中国。翻译佛经，研习梵字，于是梵音之风日盛，从佛徒僧侣到士族文人，多以梵音为尚。这就是说，曹植曾经深研梵音之学，并启迪时人，传习了42个梵音字母。谢灵运曾根据梵文十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