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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基础设施建设全面落后中国 西方学者以及权威人士愈发担心，中国规划的“一带一路” 倡议（BR）可能进一步改变全球战略布局，从而对北京有 利。基础设施贷款成为其影响全球的主要杠杆。由中国双边 贷款机构——中国国家开发银行（CBD）与中国进出口银行 （CEXIM）,以及新成立的多边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所资 助的基础设施项目规划网络的辐射范围可谓是史无前例。发 展基础设施经济融资已经进行了二十年有余，而“一带一路” 倡议只不过是该发展过程中全球海洋变化的一个自然进程。 事实上，西方早就把这一领域的领导权让给了中国，这一 反常情况主要是由中国国内的基础设施政策而非外交政策 促成的。使得欧美地区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无法付诸实施的 因素同样使得西方赞助的项目在发展中国家的可行性不及 中国基础设施对外的举措反映了其在国内的做法。相比项 目的具体可行性，评估项目更侧重于该项目的切实作用。中 国人往往高估了基础设施项目正面的经济溢出效应，而低估 了其无论是在经济、社会还是环境方面的潜在危害。相比之 下，西方的措施则更具事务性，并且对特定项目的经济、社 会与环境方面的后果所应有的注意上都下足了功夫。这些保 障措施符合发展中国家普通民众的利益。但西方机构已经不 愿意冒险以至于实施此类项目的成本与时间激增。西方政府 以及其施加影响的多边机构，例如世界银行，如果不想让这 一领域听任中国垄断，就必须考虑如何使他们的保障过程更 加灵活。 过去二十年来，中国建筑公司从无名小卒一跃成为国际基 础设施行业的主导。作为北京鼓励海外投资的“走出去”政策 的一部分，这些公司的项目几乎完全由中国政府支持的双边 贷款机构资助。2002年诸项目占据了约四分之一的发展贷 款行业（以总资产计），到2016年已经发展为行业的四分 之三以上。 同年，国开行与中国进出口银行的总资产已经增至六家主 要国际和区际开发银行合并资产的3.5倍左右，即国际复兴 开发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亚洲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 行、泛美开发银行与国际金融公司。 在解释是什么推动这一趋势的时候，西方观察员总是提及 在基础设施方面中国相比西方的三点优势：第一，中国是一 个不需要听从利益相关者的专制国家；第二，中国的外交政 策策略通过基础设施贷款扩大影响力；第三，中国有支撑建 筑公司的国内产业政策。 过去二十年里，美国发展机构饱受左、右派的国内政治质 疑的约束。保守派指责他们的开支或者公司福利过度浪费, 而自由派批评他们的投资决策并不足以解决环境或者社会 问题。 尽管这些无疑都是促成因素，它们都不足以解释中国在这 一领域的成功有多彻底。尽管中国政策性银行贷款的增长最 初集中于像委内瑞拉或者埃塞俄比亚这样的其他专制国家, 如今中国机构也为民主国家的项目融资，比如它们在巴尔干 和东欧建立的道路网络。 北京可能设法利用基础设施获取外国影响力，但这种外交 影响往往被夸大化了。预期贷款对借款人来说很有吸引力, 但项目一旦完工几乎不再提供任何的优势。尽管精英们在短 期内可能会受到影响，大量中国项目极度疏远当地居民，最 终遭到当地居民的强烈反对。这种情况已经在阿根廷、缅甸 和斯里兰卡发生过，独裁者或者民粹主义领袖在那里达成的 协议使得这些领袖与中国人都蒙羞。 对于中国在全球基础设施领域日益占据的主导地位，更好 的解释事实上仅仅是中国公司和贷款机构解决基础设施发 展问题的方式与西方同行有着根本的区别，无论是国内还是 国外。 （图源：路透社） 西方模式重在规避风险 如今西方开发机构背负着过去历史的负担，在那个年代他 们实际上是为东道国借款人提供服务的唯一的银行。潜在项 目总是被评估以确保它们的总收益超过经济成本，进而确保 贷款能被实际清偿。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这种计算方 式就开始纳入了环境、安全和其他成本而非仅仅是被经济学 家称为负外部性”的财务支出。 如果一个基础设施项目能对社会产生净收益，那通过严格 的保障措施来规制“负外部性”就非常关键，但是必须通过对可 持续电力、清洁水、就业和总体经济增长的均衡考量，来计 算成本和收益。在西方，保障措施的层次随时间更替。在世 界银行领导下，西方贷款机构对借贷者提出了越来越多的负 担性要求。从1990年代到2000年初期，世界银行日益要求 借贷者满足它的环境评估标准，这在事实上等于将这些标准 从出借国输出到借贷国。日益严苛的审查在西方进一步催生 岀一个非政府组织的产业链，它们通过游说来取消或者改变 潜在的世界银行贷款项目。 这些举措对于世界银行的贷款项目的影响显著。实际上, 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又称世界银行）的贷款承诺从20世纪 80年代和90年代年平均超过250亿美元降至2000年到 2009年的166亿美元。下降的原因在于世界银行项目中要 求过于严苛的信托和社会/环境保障措施，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