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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建设思维历史起点 2 0世纪初复杂尖锐的社会矛盾已经隐含着城乡利益 分化所形成的结构性冲突。中国乡村社会问题也开始萌生， 尽管它距离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还尚需时日，但我们仍可从 有限的篇章中体察到具有时代特征的中国乡村建设理论认 识的发端和萌动。2 0世纪初，在西方开埠通商政策的有力 冲击和中国的有识之丄“以商敌商”思想的推动下，中国传 统的重农抑商”政策最终为重商”政策所替代。在近代 屮国思潮的起伏波动屮，重商主义的倡导与屮国传统重农思 想的冲突在所难免，由此引发了一场持续数十年的“工商立 国”与“农业立国”之争。虽然论争双方并未有全面系统的 理论论著发表，但我们却可从散见于《申报》、《大公报》、《东 方杂志》等报刊上的言论窥见一斑，略得其要。在这场持续 时间较长的思想争论中，以农业问题为中心的乡村发展理论 探讨逐步成为一个极其重要的论题，并由此成为整个2 0世 纪中国乡村社会理论问题研究的滥觞。 晚清重商主义思潮的兴起使传统屮国重农国策深受冲 击，加之清末商部的成立、商会的兴盛，终使社会发展的重 心和国策偏移于“工商” 一途。因此，重视农业发展，强调 以农为本，就成为2 0世纪初关注中国乡村问题的有识之士 “不合时宜”的理论思考。当然，思想或理论的价值，向来 不以入时与否为唯一评判标准，它所潜存的长远的学术指向 性和理论引导性，才是富有启示意义的社会财富。对此，我 们需要历史的眼光和卓识的远见。早在1 9 0 1年，张之洞 等人即在《江楚两制军条陈农政折》中指出：“中国以农立 国，盖以屮国土地广大，气候温和，远胜欧洲，于农最宜， 故汉人有天下大利必归农之说，夫富民足国之道，以多出土 货为要义。无农以为之本，则工无所施，商无可运。”①1 9 0 2年，湖北巡抚等人分别指出：“农桑为立政之经，衣 食乃养民之具。”②“农桑为立政之本，衣食乃养民之 具。”③1 9 0 4年《申报》刊载《广蚕桑以兴利说》一文, 作者亦认为，“中国土地肥沃，气候温和，自古以来，以农 立国，上之取给于民与夫民间之一切H用，无不仰赖于 农”④，因此主张“广蚕桑以兴利”。1 9 0 6年，《美国 之重农主义》一文的译者亦认为：“夫中国者，农国也，乃 士夫之议论，徒趋重于工商，可谓失其本矣，要而言之，一 国之人当知本国之地理。中国以大陆国，宜立国于农，乃美 国之比，非英与FI本岛国之比，奈何浮慕他人而袭其皮毛 乎？ ”⑤1 9 0 7年，直隶省农会会长在一篇演说词中，再 次强调了农业在中国的重要地位：“夫吾国自庚子议款，骤 失巨额，世人始注重实业。然补救稍迟，路矿之权利既失而 不可复收，工商又非可猝致兴盛，惟农业则吾国固有之物， 且属内政完全无缺，依生计学论，土地则广漠也，佣值则低 减也。”⑥中华民国成立伊始，财政部长陈锦涛即在一篇呈 文中阐述了农林在国家强盛中的重要地位：窃维立国之 道，以民为本，养民之法，惟食为天。 旷观古今，纵览宇宙，国势之强弱，商业之盛衰，恒 视乎农业之兴废以为准。是以古圣教民首言足食，列强富国, 先重农林。”⑦关注中国农业改良和发展问题的有识之士并 没有将讨论仅仅限制在业缘方面单向度地强调农业的重要 性，而是进一步从理论上探讨了如何发挥农业基础性地位的 问题。发展农业，振兴农村，不仅耍尽地力、济贫困，而月. 要修农政。早在19 0 1年罗振玉就提出“农政要领约为九 端”，即‘设农官”、“考农事”、“奖垦荒”、‘励农学”、 “兴林利”、“兴牧利”、“兴海利”、“兴制造”、“立 赛会”⑧。同年，张之洞等人亦强调：“今日欲图本富，首 在修农政。”⑨1 9 1 2年，《农业促进会缘起》一文亦认 为：“粤稽史籍，横览环球，未有农政不修，而工商能臻发 达，国族能跻强盛者也。”琛瑠要修农政，就需要培养大 批农业人才，因此，兴农学也就必不可少了。张之洞等人在 奏折中指出：“欲修农政，必先兴农学。”錢珈《兴农学 议》一文也认为：“故今日中国欲行西法，以通西学为根本, 而兴农学尤为屮国根本屮之根本”，并将开学堂作为兴农学 的要点之一琛珞。罗振玉则指出：“凡百事业，悉本于学, 而中国农学，失之已久，宜多立学堂以造育之。”塲瑣 此 外，兴农会也成为有识之士思考问题的一个着眼点。如1 9 0 4年，举人侯殿英即依据商部的奏折提出，“国以民为本, 民以食为天，农会之设，固尤为第一要务”，并拟具《山东 农会试办章程》3 2条，“此会宗旨在开民之智，聚民之力, 通民之情，以期振农务,为致富致强之本”①。除围绕农业问题进行理论思考之外,时人对其他乡村问题亦有一定的思 通民之情，以期振农务, 为致富致强之本”①。除围绕农业 问题进行理论思考之外, 时人对其他乡村问题亦有一定的思 考，如有文章专门讨论了设乡官问题：“然则为之奈何？曰 惟有仍复古时乡官之制而已。其法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