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沈从文.pptVIP

鲁迅与沈从文 他们一生没有见而过，没有交谈过，他们对彼此的印象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朋友的介绍上和对彼此文章的阅读上的。 一、鲁迅对沈从文的最初印象 1925年丁玲给鲁迅写信求援。 给钱玄同的信: 这一期《国语周刊》上的沈从文，就是休芸芸，他现在用了各种名字，玩各种玩意儿.欧阳兰也常如此。 且夫“擎祭阿文”，确尚无偷文如欧阳公之恶德，而文章亦较为能做做者也.然而敝座之所以恶之者，因其用一女人之名，以细如蚊虫之字，写信给我，被我察出为阿文手笔，则又有一人扮作该女人之弟来访，以证明确有其女人……故我在《莽原》已张起电气网，与欧阳公归入一类耳矣。 《晨报》副刊孙伏园回忆录 当时鲁迅收到这封信以后，孙伏园来到鲁迅家一看这封信的笔迹说这个笔迹很熟悉，像给他们《晨报》副刊投稿的一个作者休芸芸，字迹纸张都非常相像。因为丁玲是女的名字，但是他知道这个休芸芸是男性，这个休芸芸就是沈从文的笔名。 《京报》副刊荆有麟《关于鲁迅与丁玲的关系》 当时鲁迅收到这封信的时候，荆有麟正好站在旁边一看说这个不是休芸芸的信吗？他们告诉鲁迅写这封信的认不是女的，是一个男的。????鲁迅知道后非常生气，他生气的原因是这一年的北京已经发生过一个北大的学生冒女性的名字投稿，这个男学生叫欧阳兰，他用他女朋友的名字自己又编一个女性名字琴心来给北京的一些报社投稿，还给鲁迅写过信。在这种情况下，鲁迅对丁玲的来信表示很愤慨，觉得一个休芸芸这样一个男性怎么用女的名字来给我写信求助，觉得是要来骗他的。 胡也频拜访鲁迅 4月30号他先递一个名片，因为当时有一个惯例，就是进门之前要交一个名片给佣人，然后佣人交给主人再决定就是见还是不见。当时胡也频的名片上写的是“丁玲的弟弟”。 鲁迅一看前两天是收到一封丁玲的信是冒充的，现在又出来一个丁玲的弟弟，所以说鲁迅很生气，也不管是不是胡也频，就大声说“告诉他，我不在家”，然后胡也频在外面听见就走了。 1933年 沈从文、苏汶关于“海派”的论争，引起北平、上海两地很多作家的关注。 鲁迅指出:“北京是明帝的故都，上海乃是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在海者近商，近官者使官得名，近商者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己”。在这篇文章里，鲁迅指出沈从文“有扬‘京派’而抑‘海派’之言”。 虽然，沈从文说地域不是划分流派的标准，但是，鲁迅却认为所指并非作者“本籍”，“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 仅隔一日 鲁迅又发表了((北人和南人》，阐述了他们各自得特点，希望北方人不要躺在昔人的“贵”字上，现在赶紧去做些有益的事吧。 在“京派”与“海派”之争宣告结束的时候，鲁迅于1935年5月5日在《太白》上再次发表题为((’’京派”和“海派”》的文章，指出先前自己以地域和官商之界阐述两派的不圆满和把他们的论者看作“龙虎斗”的错误。如今才认识到 “京派”和“海派”其实是一家，都属于帮闲一派，他举出法朗士的《泰绮思》为例，这部小说描写高僧巴甫努斯从开始决心感化名妓泰绮思以积无量功德，到最后终于被泰绮思弄得神魂颠倒不能自己，而拜倒在他的石榴裙下的故事，生动地说明了“京派”和“海派”的实质是一致的。 1935年1月，林语堂在《论语》第五十七期发表《做文与做人》，将文坛各种论争说为“文人相轻”，从而引发了文艺界关于“文人相轻”问题的论争。沈从文以炯之为笔名发表文章，支持林语堂的观点。他说: “说到这种争斗，使我们记起《太白》，《文学》，《论语》，《人世间》几年来的争斗成绩.这成绩就是凡骂人的与被骂得一股脑儿变成丑角，等于木偶戏的互相揪打或以头互碰，除了读者养成一种“看热闹”的情趣以外，别无所有.……争斗的延长，无结果的延长，实在可说是中国读者的大不幸.我们是不是还有什么方法可以使这种“私骂”占篇幅少一些?一个时代的代表作，结起帐来若只是这些精巧的对骂，这文坛，未免太可怜了，.。 对于沈从文的观点，鲁迅在同年10月发表了《七论“文人相轻”—两伤》，指出沈从文是“不问青红皂白，谁是谁非，各打屁股五百完事”。并说 “纵使名之曰‘私骂’，但大约决不会件件都是一面等于二加二，一面等于一加三，在‘私’之中，有的较近于“公”，在“骂”之中，有的较合于“理”的，居然来加评论的人，就该放弃了‘看热闹的情趣’，加以分析，明白的说出你究竟以为那一面较‘是’，那一面较‘非’来。认为文人就是要有“热烈的憎”“能憎才能爱，能生与爱，才能文”。 性格的冲突 从两个人的观点来看，我们看到更多的不是双方见解的不同，而是双方性格的冲突，沈从文性格温和，希望息事宁人，追求的是恬静自然;而鲁迅是一个都不放过的个性，主张的是要“热烈的憎”，要有打破黑暗的勇气和决心。 鲁迅肯定了沈从文有文德和有做文章的才华 “确尚无偷文如欧阳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