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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日本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 【作者】前岛佳孝/胡宝华 ????概况。2005年讲谈社出版了《中国的历史》系列著作，其中魏晋时期的有金文京《三国志的世界——东汉三国时代》和川本芳昭《中华的崩溃与扩大——魏晋南北朝》两本专著。这套系列丛书比原来的《世界历史》丛书的篇幅增大了许多，所以这两本书不仅有概说和通论，而且作者因个人兴趣所发的议论也随处可见，具有一定的可读性。另外，关于北朝的历史，皮阿斯(Scott Pearce)发表了《代之地》(早稻田大学北朝史研究会翻译，刊于《史滴》27)。文章论述了五胡至北魏末年中国和北方的相邻地域社会的起源、发展与历史意义。????政治。津田资久的《曹魏至亲诸王考》(北海道大学《史朋》38)指出，传统认为曹丕与曹植之间有摩擦的结论，是基于陈寿《三国志》中某些含有偏见的记载而形成的，它反映了陈寿对西晋武帝与齐王司马攸兄弟之间的政治斗争的一种姿态。文章还认为曹魏西晋的诸王政策与对《周礼》解释的变化密切相关。渡边义浩的《杜预的左传癖与西晋正统性》(《六朝学术学会报》6)指出，杜预在《春秋左氏经传集解》里对弑无道之君给予认同的解释，提出了杀高贵乡公的司马昭与西晋正统化等问题。他的《杜预的谅制与皇位继承问题》(《汉学会志》44)一文，论述了杜预对服丧期缩短所给予经学证据的过程中，有维护司马攸政治发言权的目的。通过渡边的文章，可以看出运用经学知识对政治现象进行解释的研究方法正在逐渐形成。此外，渡边还发表了《杜预的春秋长历》(《东洋研究》155)。满田刚的《诸葛亮死后的集团指导体制和蒋琬政权》(创价大学《人文论集》17)指出，在诸葛亮死后出现了持续八个月之久的以蒋琬、杨仪、费袆、姜维为首的集体领导体制，但是最初的意图并非如此，而是要建立以蒋琬单独领导的体制。我们希望满田刚在以后的研究中，对蜀汉政权在诸葛亮死后出现权力向个人集中的原因能有所论证。三崎良章《关于十六国夏的年号》(《史观》152)，强调在赫连勃勃的第四个年号“真兴”的改元过程中，曾强制要求对国家体制业已完成并开始行使国家主权的北凉政权，使用与夏同样的年号。吉田爱的《北魏雁臣考》(《史滴》27)认为洛阳迁都后，北魏存在着中原农耕汉族与北方、西北方游牧民族两个统治系统。属于后者并维持游牧生活和军事进攻力量的部族，不仅承担着来往于大本营和兼有贸易市场的洛阳之间的雁臣行动，而且在经济实力和部族社会享有很高的声望，在北魏末年的混乱时期具有左右政治的实力。文章中“北魏汉化政策具有一定局限”的观点应该引起学界的重视。板垣明的《高昌的内徙请愿与北魏的西域政策》(中央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编《亚洲史中的社会与国家》，中央大学出版社)，考察了在高昌请愿内徙北魏领内的过程中，北魏政权表现出一种从许可到不许可的态度转变，导致这一变化的原因，是地处西域的柔然、高车、嚈哒等国之间争夺主导权斗争的形势使然。????仪礼。小林聪的《从泰始礼制到天监礼制》(《唐代史研究》8)，概述了从西晋到梁期间，以仪注、律令的编纂和整顿官爵体制为中心的礼制内容。作者在另外一篇《梁武帝礼制改革的性质》(《集刊东洋学》93)中，阐述了天监年间礼制改革的主要意图在于强化天子在礼制中至高无上的地位。金子修一的《从即位仪礼到皇帝权力》(《唐代史研究》8)，总结了汉唐期间即位仪礼的变迁，论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在阅庙和册书的操作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化。????阶层。村田哲也《关于“名士”论的考察》(《东洋史苑》65)是一篇对前年汲古书院出版的渡边义浩《三国政权的结构与名士》的批评文章。反观这些以总结归纳的方式发表的反驳论文，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渡边“名士”论的影响。渡边的另一篇文章《“封建”的复权》(早稻田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纪要》50-4)论述了西晋的“封王之制”，认为把地方行政和军事等职责委任于同姓诸侯的做法等于分化皇权，其目的在于实现国家权力的中央集权化，但是因为皇帝与诸侯之间的互不信任，导致这一制度的瓦解，并爆发了八王之乱。在南朝门阀社会存在方式的研究方面，川合安发表了《南朝官人的起家年龄》(刊于松本宣郎主编《东北大学历史资源存档的结构与社会媒体化》，平成十六年度东北大学教育研究共同项目成果报告书)，他在文章中检讨了越智重明的“族门制”观点，同时川合又在《关于门地二品》(《集刊东洋学》94)一文中，对官崎市定以来作为门阀制度基础，根据建立在等级制度上的家格自动授予官职的主流观点进行了考察，认为南朝需要的体制直至最后也没有形成，以任子制为中心的任官逐渐形成了累代高官辈出的家格，其后所谓门阀贵族社会重视家庭背景的风潮以及支配南朝社会的现象，不过是这一发展的必然结果。中村圭尔《陈的“用官式”及其历史意义》(大阪市立大学《东洋史论丛》14)指出《隋书·百官志》中能够见到的陈朝用官式的行政手续，在一般的行政中也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