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文化与盐城精神2019年文档.docVIP

盐文化与盐城精神 　　盐城是一块古老的土地，大致有6000年左右人居的历史。长江、黄河两大水势的汇合，夹带的大量泥沙靠黄海岸沉积，海岸线不断东移，陆地也不断伸展，从而形成了今天的盐阜冲积平原。这里的先民们在沿海“煮海为盐”，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故因盐而置县。这块有海岸线580多公里的土地，煮盐的盐民和管理盐政的盐官、经营盐业的盐商，在历史的变迁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盐文化，对盐城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一、盐文化的历史寻踪 　　1、盐阜先民。根据历史记载和盐阜区地下文物的发现进行考证，盐阜平原的成陆时间，约可上溯到距今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期。在秦汉之时，盐城的海岸还是海中沙洲。唐代学者李吉甫《元和郡县志》载：“盐城，本汉盐渎县，洲长百六十里，在海中。”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黄河夺淮经盐城北部人海，使沿海泥沙堆积作用大大增强，海岸线东移加快。 　　1978年10月，对阜宁施庄东园遗址出土的石器考证，距今约5300年前左右；1995年东台溱东开庄遗址发现的石器和陶片，距今约5500年左右。说明在5500年之前，盐阜一带的先民就生活在这块滨海的平原上。当时我们盐阜的先民属于“淮夷”，是我国古代民族的一个分支。与中原政权夏、商、周本不属于一个族氏，曾有过多次战争。到了秦朝，淮夷才渐渐融入华夏民族的大家庭。 　　在盐阜的历史上至少有过五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入。第一次是由太湖流域迁入。阜宁板湖陆庄遗址大约处于4200年前，出土的文物均具有太湖良渚文化的特征，这一发现解开了良渚文化由太湖流域向北迁徒之谜。第二次是汉景帝年间，吴王刘濞“招致天下亡命者，盗铸钱，煮海水为盐”。第三次是汉武帝时，东瓯王和闽越王发生矛盾，为避免闽越的威胁，东瓯王向汉中央政府提出举国迁居江淮之间。其中有一部分进入盐阜。第四次是晋武帝太康元年，因为战乱，江淮一带“地虚不居者百里”。朝廷下令江淮人民返回故里，还鼓励东南无地农民北迁。第五次是明朝“洪武赶散”，强制江南移民4000多户迁至盐城各场为盐丁，同时又将各地罪徒迁徙到海滨制盐。五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入，除第一次外，其他四次都与“制盐兴灶”有一定的关系。从上可以看出盐阜的居民构成之成份复杂，融汇全国各地，三教九流，贵贱贫富。这就决定了盐城文化的交融性和复杂性，同时也决定盐阜的文化以盐为根、以盐为魂。 　　2、因盐设县。从汉武帝元狩年间，实行盐铁官营，官府募民制盐，官收、官运、官销，并设置盐官。元狩四年(前119)在古射阳县东部地区的沿海单独建县，即盐渎县。建县初，朝廷未派县丞到任，仅设盐官，便留下有县无治之说。这也恰恰说明了制盐在相当长的时间是新置县的全部内容。盐城的置县与汉初吴王刘濞有很大关系。他在海边募人煮盐，产业越做越大，富可敌国，联合同姓王抗拒朝廷。“七国之乱”平息后，继位的汉武帝对盐业的生产经营十分重视，因为盐税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盐渎县便因此催生。 　　南北朝时，这里的盐业更为发达，有盐亭一百二十三所，公私商运，来往船只以千记。唐宋时期，盐城已发展成为我国重要的盐业生产中心。唐宝应年间，全国设四场十监，盐城境内便有海陵、盐城二监。“天下之赋，盐利居半”，盐城时有剧邑之称。到了元代，有“两淮盐税甲天下”之说。盐城境内十三场产盐100多万担，是两淮产盐量的60％以上。清顺治十年(1653)，全国盐业税课入库212.8万两，两准盐税119.7万两，是全国盐税的56.3％，康熙三年是全国盐税的64.5％。盐城境内产盐数量的具体数据难以查清，但据《元史?地理志》注“盐城为上”，也足以说明盐城是因制盐而兴旺发达的上等之县。盐城不仅因制盐创造了自身的兴盛，也给周边地区带来繁华，扬州在唐代盛极一时，就是靠盐商的聚集。 　　3、地名印记。地名是盐文化中最为鲜活的符号，也是历史文化的活化石。虽全民制盐业已成为历史，但由此而诞生的地名，已深深地镌刻在盐阜大地的版图之上，蕴藏着盐文化的独有内含。在范公堤两侧的镇村组，到处都能嗅到盐的“成”味，至今仍保存的“场”、“团”、“灶”、“总”、“丿”、“仓”等都与制盐业密切相关。孔尚任《西团记》说“海上之村大曰场，次曰团，小曰灶。” 　　“团”是灶户“聚团共煎”的生产形式，是明代灶户的“团灶”组织的基础。每场设几个团，每团设若干灶。聚团煎烧目的是防外出煎私盐。明代的草堰场，共设东西南北四个团，拥40灶，其中南团就有20灶。以团为地名的，东台、大丰境内居多，如南团、西团、新团、卞团等。 　　“灶”，是煎盐的重要设施。也是盐区的最基本生产单位。明初规定，灶户必须“世守其业”，世代“以籍为主”，入了灶，永世不得更改。子子孙孙都得为朝廷煎办盐课。盐城境内因“灶”称名的有头灶、三灶、四灶、六灶、沈灶、南沈灶等。 　　“总”，是盐场灶民聚居的单位。“洪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