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脸面观.docVIP

　中国人脸面观的同质性与异质性 　　人格(personality)英文一词的拉丁文本义是面具(persona)，但西方人格上的诸多研究已越来越远离了它的原义。只不过无论西方人格理论如何发展，用它们来解释中国人的脸面观，似乎都没法说到点子上。如果我们坚持用人格或面具来研究或概括中国人的性格和关系特征，我们并不能从中看到中国人的什么特点，也许只能通过他们的量表来看出不同文化中的人的得分高低，而当我们用“脸面”一词来概括、描述和分析中国人的性格和关系时，便可以发现它非常地恰如其分体现了中国人性格的关键和精髓。[i][1]近百年来，许多学者曾用这一概念多次总结了中国人的国民性格特征。但遗憾的是，这一概念的提出更多地是被感受和感悟到的，而不是被清晰地分析和研究出来的。这不仅是因为过去关注它的人文学者远比社会科学家多，其含义难以明确界定，更重要的是，由于这个概念自身的复杂性，造成大多数的研究基本上停留在现象描述、归纳陈述和实证研究的层面上，而缺少对它的理论探索和框架性的把握，从而导致许多经验研究没有触及到它的根本意义，甚至失去了研究的方向。本文在此则希望能尝试建立一个具有解释的模型。 　　一、共识中的困惑 　　“面子”是任何一个在中国生活过的人或接触过中国人的人都能感受到的一种文化心理现象。这一重要现象自然会引发学者(主要是海外学者)的高度重视。自19世纪末，美国传教士明恩溥(A.Smith)在其轰动西方一时的《中国人的特征》一书中把它看作是中国人性格上的第一特征起，[ii][2]关于面子研究由此拉开了序幕。鲁迅当时就因为受此书的影响而认为“支那人的重要的国民性所成的复合关键，便是这‘体面’”。[iii][3]十年之后，林语堂在他的成名作《吾国与吾民》(1935)一书中以极为相似的观点认为，“面子”是统治中国人的三位女神(three Muses)中最有力量的一个，中国人正是为它而活着云云。[iv][4]在西方学术界，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Weber)曾对此提出过重要见解。他在《儒教和道教》(1915)一书的结论中指出：儒家所强调的面子会导致人们缺乏普遍的信任感和所有的企业活动，[v][5]这一观点促使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T.Parsons)在《社会行动的结构》中认为，儒学只关心现世行为和一个好名声。[vi][6] 70年代以降，斯多弗(L.Stover)在《中国文明的文化生态学》中进一步体会到，“面子”是解释中国人诸多行为的关键。[vii][7]而美国社会学家赛林(M.Thelin)又在研究中指出，中国人的价值观包含六个方面， 即家族主义、尊老、人情主义、礼貌、脸面、男性中心，他认为其中的脸面居于核心(the most central)。[viii][8]就连美国的心理学家多米诺(G.Domino)等在总结中国社区心理学发展历史和现状时也要指出，在控制中国社会的五种社会力量(扩大家庭、政府职能、孝、脸面和道)中，脸面规定了中国人的社会及人际行为。[ix][9]至此，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何友晖在提出亚州文化特有的六个关键概念中，中国所占的三个概念里面就有一个是面子。[x][10]近来，金耀基再次强调：“关系、人情、面子是理解中国社会结构的关键性的社会—文化概念。”[xi][11] 　　可见，研究中国社会—文化—心理的海外学者可能在许多看法上不甚一致，但在面子对中国人心理与行为之重要性的问题上却相当一致。雷丁(S.Redding)和恩格(M.Ng)在实证研究基础上曾得出过这样的结论：“在考虑东方社会和脸面相关的价值观时，重要的一点是，每一个案都表明它是核心要素，通常也是最重要的，而不是什么边缘的或附带的对行为的影响”。[xii][12] 　　然而，对其重要性上达成的共识并不等于对其理解上的一致。面对这一如此关键的概念，中外学者一向显得有些力不从心。最早企图解释这一概念的明恩傅认为，它很像南太平洋岛上的土著禁忌，具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可以将之归结为中国人具有很强的表演天性(dramatic instinct)。[xiii][13]鲁迅承续这一观点，认为它不愧为是中国人的一种做戏的本领。[xiv][14]轮到林语堂界定时，他却一再声称举例容易，下定义太难，只能说它是中国人社会交往中最细腻的标准。[xv][15]直至40年代，中国早期留美的人类学家胡先晋(Hu，Hsien-Chin)开始从学理上对脸面分别施予了学术上的定义，认为脸和面子应该指两种不同的心理和行为，其中脸涉及的是中国人的道德品质，面子指的是由社会成就而获得的声誉。[xvi][16]在此之后，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戈夫曼(E.Goffman)在《论面子的运作》一文中对这两种含义做了合并，认为胡氏等人所说的中国人的面子是人类一种共有的心理现象。它是指在某一特定的交往中，个人对他人也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