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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江：《庄子天下篇》讲记 张文江：《庄子*天下篇》讲记 《天下篇》是理解先秦学术史必不可少的文献，也是理解中华学术的枢纽之一，其中内容环环相扣，逻辑非常严密。阅读这篇文献，要完全恢复到先秦的时代。 全文分为两大段，第一段是总纲，第二段阐发六家。总纲又分为三节，一、总冒。二、社会各阶层心性分析。三、六经、道儒和百家。 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乎在？曰：“无乎不在。” 本文开始为总冒，阐发道术和方术的分别。道术是整体，方术是局部。道术相应时间，方术相应空间。道术和方术似乎对立，却有其内在联系。方术揭示某个局部，在局部可能并不错，然而通不到整体去。方术之所以为方术，就是它自以为绝对正确，而一般理论还不能算方术。如何解消方术，重新通往道术，是本文所提出的悬念。 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 道术从五个方面来讲，有四条进路，一个归宿。四条进路就是神、明、圣、王。其中神、明相应于自然领域，圣、王相应于社会领域，或者说政治领域。进一步分析，神、明相应于自然神学和自然哲学，圣、王相应于政治神学和政治哲学。如果把神、明肯定下来，就成为宗教。如果不肯定下来，就成为哲学。庄子似乎稍稍倾向于哲学，然而已经是理解宗教的哲学。“神何由降？明何由出？”神自上而下，明自下而上。“何由”者，追溯其归路。此处用疑问的句式，表达的却是肯定的内容。“圣有所生，王有所成”，圣自内而外，王自外而内。“有所”者，在确定中有其不确定。此处用陈述的句式，仍然包含着疑问的内容。无论用疑问句还是陈述句，最终指向其归宿：“皆原于一。”所谓道术，就是疏通神、明、圣、王和一之间的关系。所谓方术，就是仅从神、明、圣、王的某一段而加以发挥。 本节流行的标点是这样的，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 如果按照这样的理解，和开篇“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乎在？”的设问脱节。那就是无头无尾地另起一段，而且自问自答，以“圣王”回应“神明”。这里尝试提出新的理解，对原来的标点有所变动。在开篇的设问之后，以曰“无乎不在”作为第一次回答，以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作为第二次回答。前者笼罩一切，后者深入展开。两次回答都以“曰”起头，内容相合而详略不同，牢牢锁住“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乎在”的设问。第二次回答阐发神、明、圣、王，其中的疑问和肯定，可以看成表达认信的不同方式。而无论疑问和肯定，归根到底“皆原于一”，也就是第一次回答的“无乎不在”。 不离于宗，谓之天人。不离于精，谓之神人。不离于真，谓之至人。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兆于变化，谓之圣人。以仁为恩，以义为理，以礼为行，以乐为和，薰然慈仁，谓之君子。 由“一”出发分析人的心性，列出社会各阶层七种人，分类方式是三、二、二。相应神明的三种人，是天人、神人、至人。相应圣王的四种人，是圣人、君子、百官、民。四种人还可以再一分为二，圣人和君子相应圣，百官和民相应王。这里的七种成分，并不外在于人，只是不同心性的人，相应的比例不一样。如果谁能完全相应七种成分，这个人的生活根基也就两样了。社会各阶层由七种成分组成，有其恒定不变的结构。在时代变迁中，有几种成分会改换名称，但是结构本身不变。在社会各阶层之间，应该有其适当的流动性，英语称为social mobility，所谓“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人总是想往上走，最好职务升一级，或者学历高一点，或者薪资加一些。向上流动有两条路，一条走君子路线，对此的模仿就是学历。另一条走百官路线，那就是现在大热的考公务员。 以法为分，以名为表，以参为验，以稽为决，其数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齿。以事为常，以衣食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为意，皆有以养，民之理也。 进一步分析三、二、二的分类，可以再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三、二和二，或者说前五后二，其语言标志为结束于“谓之某某”。一种是三和二、二，或者说前三后四，其语言标志为开始于“以某为某”。在七种人中，三种人所占的位置最高，追溯本源，超然于世，其语言标志为“不离于某”。由此引申，圣人和君子居于中间阶层，从事于思想文化，观其结束于“谓之某某”当属上，然而开始于“以某为某”当属下。而殿后的百官和民，切实于日常生活，其象分散于人群，开始于“以”，结束于“以”。整段最终以“民之理也”，对应于开篇的“古之道术”，这也就是贯通于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和“理”。 以前一种三、二和二而言，天人、神人、至人和圣人、君子，五种人相应于意识形态，百官和民，二种人相应于经济基础。七种人推究其根本皆原于“一”，其间区别在哪儿呢？相应于神明的三种人，和“一”大体不隔，就在“一”之中。相应于圣王的圣人、君子二种人，也在“一”之中，但试图寻找“一”。还有百官和民二种人，尽管也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