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分析.DOCVIP

萧红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分析 　　摘 要:萧红的创作在三十年代的文坛是独树一帜,这得益于萧红运用女性身份,借助女性的敏感,对于女性生活命运非同一般的表现。萧红不仅写出了在男权社会的压抑中女性的生存真实现状,同时将笔触伸向了中华民族男权社会深层文化心理结构,将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文化思路融入到了她对妇女命运的关注中,从民族文化的深处揭示了男权文化对妇女的精神奴役,使她的作品超越了同类题材的小说。 　　关键词: 萧红;男权文化;女性形象 　　中图分类号: I247.5 文献标识: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0)08-0082-06 　　 　　萧红的创作无疑是半个多世纪以来,萧红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果。有关萧红研究的传记、专著已达几十部,论文数以千计,几乎涵盖了萧红生平的各个阶段和全部作品。尤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运用各种方法对萧红作品的思想倾向和艺术特色展开深入地讨论、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特别是在八十年代中后期,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引入,为萧红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开辟了新的视野。孟悦、戴锦华在《浮出历史地表》中用一章的篇幅对萧红创作进行了女性主义阅读,黄长华《论萧红的女权主义思想》从女性的性爱、生育和死亡等视域切入萧红小说的文本分析;刘禾的《重返〈生死场〉:妇女与民族国家》、艾晓明的《女性的洞察――论萧红的马伯乐》、宋晓萍的《萧红的地:――关于〈呼兰河传〉及其女性空间》等,都提出了不少的真知灼见。 　　女性首先要通过颠覆男权话语世界来达到女性主义文本的完成,这是二十世纪世界女权主义者所完成的基本任务。“在两千多年的历史时间和九百多万平方公里的生存空间中,大部分女性除去在规定的位置,用被假塑或假冒的形象出现,以被强制的语言说话之外,甚至从未浮出历史地平线,谁也不知道她们卸装后是否在生存,在如何生存,如果是,那么势必生存于黑暗、隐秘、喑哑的世界,生存于古代历史的盲点。”[1]事实上,不仅在中国,乃至在全世界,妇女历来是被描述的对象,是某种观念及情感的载体,是没有话语权利的傀儡,因而女性一直处于沉默状态。因此,在空白之页上进行创作的女性写作者要夺回话语权,首先要否定关于女性意义的解释,同时界定和确立女性的眼光,女性的视觉,找到女性在男权中心文化世界中的真实处境,从而最终达到对男权中心文化批判与解构的目的。在这方面,萧红以自己清醒的女性主义立场展现了在男权制社会中女性的真实境遇,并对男权中心文化进行了独特的批判与消解,在此意义上,萧红达到了与世界女权主义者的高度一致。 　　一、对男权文化中女性形象的解构 　　翻开萧红文本,我们可以看到她运用大量的笔墨塑造了众多的女性,如王阿嫂、金枝、麻面婆、王婆、月英、五姑姑的姐姐等等。当我们仔细研究这些女性形象时,不难发现一个奇异的现象:在她那里,很难找到形容女性美的词汇,这与传统的表现方式大相径庭。下文,我们对萧红的这种独特人物塑造方法进行具体分析与论述。 　　(一)劳作中的女人 　　萧红一生的命运极为悲苦,从童年、少年直到早逝,一直处于极端的苦难与坎坷之中。正如萧红所说:“我的心就像被浸在毒汁里那么黑暗,浸得久了,或者我的心会被淹死。”由于坎坷的人生经历尤其是多次受到男性的凌辱和欺骗,萧红的女性意识更为自觉和自然。萧红从她生活的世界出发,描写穷乡僻壤里劳动妇女的日常苦难,表现她们在沉滞的旧生活中的挣扎与悄无声息的自我湮灭。因此,与“五四”以来的女性作家相比,萧红的小说具有真正的来自生活最低层的气息,具有更深广的现实意义和震撼人心的悲剧力量。 　　萧红笔下的女性多是生活在未经开化的偏远农村的劳动妇女,最有代表性的是《生死场》中的女性形象。在作品的开始,我们看见从麦场中抱着茅草走出的麻面婆,“茅草在手中,一半拖在地面,另一半在围裙下,她是拥着走。头发飘了满脸,那样,麻面婆是一只母熊了!母熊带着草类进洞。” 接着我们又听见了麻面婆的声音,“就像让猪说话一样,也许她喉咙组织法如猪相同,她总是发着猪声。”麻面婆形体、声音都像动物一样,她的行动和思想意识也如动物一样笨重、迟缓、麻木、呆滞。在麻面婆经过麦地时,她的行走像“微点的爬虫在那里。”在萧红看来,这些体会不到灵魂的女人,如田间的微虫,沟边的小草,生命与灵魂同样脆弱与卑琐。作者通过对麻面婆的刻画,揭示出这些失去生命活力与主体精神的女性群体和动物同质的精神特点,体现了作者对女性生命本体的关怀。再如,王婆具有一定的斗争精神,在相当程度上,她摆脱了中国封建社会妇女的卑弱、屈从以及被动的生存状态;即使是这样的女性,作者在描写中,也经常用些形容动物的语言。如“讲到兴奋的话句”,她发着与“猫头鹰”一样“嘎而没有曲折的直声”。在她终止讲话时,“她从窗洞爬进屋去过夜”。在萧红的笔下王婆和其他女性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