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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x企业转型的市场法则 由于国际、国内经济环境的变化，导致中小企业的发展和运行遇到了不少新困难和新问题，有些困难和问题还比较严重。一些企业老总认为，现在有“五把刀”刺向中小企业：一是原材物料涨价；二是人民币升值；三是融资困难；四是《劳动合同法》实施、劳动力成本上升；五是税收政策改变。不少企业家失去了经营信心，企业陷入困境、不少中小企业只好萎缩、停产或半停产；个别企业已经倒闭，有的企业老板正打算把企业卖掉。 对话哥伦比亚大学中国企业研究中心主任陈方若教授：“不是为了转型而转型，而是要看你的企业能在哪里创造价值。” 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给海外带来了诸多惊喜；中国企业的国际征程，牵动着一位华裔学者的心绪。近年来，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成立了中国企业研究中心（CBI），致力于构建一个连接世界与中国企业的国际学术平台。 他十六岁考入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后顺利前往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获硕士学位后转入著名的沃顿商学院攻读博士，之后又一举进入另一美国名校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并在学术深海里如鱼得水，成为全球最早提出“信息共享”的学者之一。 这位华裔学者名叫陈方若，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的“讲席教授”（Ira.Rennert Professor of Business）——这恐怕就是传说中美国大学里最受尊敬的职衔了。在研究方面，陈方若完全跳出了传统的惯性思维，从而在供应链管理、经济学、营销学等学科的交叉领域中，开辟出了一片新的天地。人们用“边缘?交叉?创新”这三个关键词，来概括他与众不同的学术风格。 笔者有幸受陈方若教授邀请，兼任哥伦比亚大学中国企业研究中心研究员一职，并与之畅聊经济管理的中国现状，探讨中国企业的发展之道。 转型不必“一刀切” 朱敏：陈教授您好！作为经济管理研究方面的国际知名学者，从您的视角来看关于国际管理理论如何与中国本土实践结合、中国企业怎样分享全球化的成果等问题，我想可以得到一些别样的启发。据我所知，您对服务经济也有不少探究，并且在您担任特聘院长的上海交大管理学院里从前有个会展与旅游管理系，曾经希望改成“服务经济管理系”。所以，这次趁您回国，特别想听您先谈谈服务经济对中国经济转型的意义。 陈方若：现在中国经济在强调“转型”，这是个很好的话题。我上次在上海电气，那是非常大的国企，它下面有一家绩优股份公司，是个生产型企业，生产各种各样的机械零件。国家呼吁要转型，发展服务型经济，我就跟他们说：其实不是为了转型而转型，而是要看你的企业能在哪里创造价值。你在这里能创造最大的价值，就把关注点放在这里，并不是听到某个口号，就一定要制造新的东西。很多他们这种尖端的制造，其实是属于很稀缺的，并不是说制造业已经没什么可造，所以要找服务来进行增值。 我觉得这个东西不应该“一刀切”，好像非要所有的企业都思考往服务型企业去转型。其实，更重要的还是对这个行业进行分析，然后对企业能力进行评估，看看你的竞争力在哪里、你创造的价值在哪里。 朱敏：这无疑也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包括国内有些学者，可能还是因循一种政府主导型经济的思路在出主意，让你如何如何转型。但是从微观的角度来看，最根本的还是应当从企业自身的诉求出发，从市场本身的需求出发。作为企业，你是真正的市场细胞、经济细胞，但国内这方面的呼吁特别少。 陈方若：所以站在国家层面的声音往往都很大。而这也跟中国的管理学没有形成是互为因果的，中国至今没有符合市场经济思维的叫得响的管理学家、管理大师。而有经济学家帽子的好像已经很多了，他们中间尽管有些学的是西方经济理论，但更多地还在服务于中国的“政治经济体系”，而不是如何着力于建构“市场经济体系”。包括甚嚣尘上的“腾笼换鸟”这类提法，究竟怎么个换法？由于涉及到人才结构、比较优势等种种因素，不能“一刀切”把这些制造型企业都切掉，否则是很危险的。 另外，企业是不是也很聪明？它们提转型、换代，就是为了呼应上面的口号，而自己却非常灵活？有可能他们所谓的转型，就是把人稍微一调、提几个新概念，其实原来的那套运作方式没有改变？ 中国企业究竟缺什么 朱敏：我们知道，中国的企业比较复杂，尤其国有企业比较特殊。基于这个现状，从国际视野来看，可能就要回答：中国企业缺什么？中国经济缺什么？ 陈方若：国企乃至整个中国企业界，可能都面临着类似的现实问题。就像前面说到的，实际上中国企业面临的生态是一种“政治经济体系”，而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体系”。在转轨的过程当中，中国企业和中国企业家怎么去解决这种特殊生态下的种种难题？像我研究过的很多西方的国际化企业，它们很多都是属于深耕细作的百年老店；而在中国，由于政企关系比较复杂，企业在这种环境下面临诸多困境，从而缺乏持续的、一以贯之的管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