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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法系缺乏民法理念的文化分析 □ 徐锐锦 ? 梅因在《古代法》一文中提到：“大凡半开化的国家，民法少而刑法多。”①中华法系是世界五大法系之一，一般也认为，中华法系“诸法合体，以刑为主”，“重刑轻民”，为什么源远流长的中华法系会缺乏民法理念呢？为什么民法产生于西方文化而不是中华文化呢？本文通过对中华法系的深邃内涵和孕育其形成的文化基础——中华文化的探讨，结合与西方文化的比较分析，就“中华法系缺乏民法理念”的问题发表一点意见。 一、围绕中华法系基本特征的探讨 对于中华法系的特征，不少著述进行了论证，其中有代表性的意见有这样几种。 日本学者浅井虎夫在《中国法典编纂沿革史》 一书中，认为中华法系有三个特点：（１）私法规定少而公法规定多；（２）法典所规定者，非必现行法也；（３）中国法多含道德的分子也。②陈顾远在《中国法制史概要》 一书中，把中华法系归纳为八个方面：（１）礼教中心；（２）义务本位；（３）家族观点；（４）保育设施；（５）崇尚仁恕；（６）减轻讼累；（７）灵活其法；（８）审断有责。③陈朝壁在《中华法系特点初探》 一文中，认为中华法系的特点有三：（１）重视成文法，并惯于把有关社会规范的思想意识和制度用文字记载下来；（２）以天理作为法的理论根据，并以合乎天理作为立法的指导思想；（３）礼法并重。 对中华法系的特征的论述，可谓各色各样，但法律伦理化、礼法结合、家族本位这几点是大多数学者的共识。 中华法系之最大特点在于将礼与法的双重标准作为对人们行为规范的准则。中国古代早在上古时期就已经形成了以“礼”为核心的“礼有等差”的宗法制社会，强调“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不得与民变更者也”的宗法信条。正由于礼的主要功能在于“别贵贱、序尊卑”，因而得到国家的认可和保证，并在儒家思想指导下进行礼法结合的系统工程。到了唐朝，礼与法已发展成密不可分的“本”、“用”关系。如同《唐律疏议》所说：“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认为礼法结合可以有效地推动国家机器的运转，维持社会的稳定。正因为如此，“礼主刑辅，综合为治”，成为历代王朝一项既定的政策，它所体现的道德与法律的结合，亲情义务与法律义务的统一，产生了深远与广泛的影响，是中国古代法制文明的主要特征。 中华法系是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与自然经济相联系的以家庭本位的家法思想始终笼罩整个社会，并指导立法和司法活动。以夫权、父权为核心的封建婚姻、家庭制度，是古代国家制度的主要社会基础，也是古代法律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的主要方面。由于以家庭为本位，而有族诛之法；由于重伦理亲情，而有侵犯亲权加重之刑。特别是悠久的宗法制度为家庭本位的伦理法制提供了深厚的土壤。这种家国相通以及由服制所表现出的法定的权利义务关系，也是中华法制文明所特有的。 二、中华法系缺乏民法理念的原因分析 １、家庭型宗法社会结构不能为民法发展提供广泛的“私人的平等”。 正如前文所述，中国古代是以家庭为本位的，宗法血缘关系有着很强的约束力，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人伦尊卑的等级秩序。尊卑、长幼、夫妻之间在法律上具有明显的不平等地位。而这些不平等在尊卑长幼之间集中体现在确立家长的全面统治权和设“不孝”罪列于“十恶”之一。其具体表现在亲属相犯准五服论处，同居共才，共同犯罪以造意为首，同居有罪相为隐等定罪量刑的主要通例上。在婚姻关系的产生、变更、消灭的过程中，这种不平等的关系主要表现在维护“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原则、维护“一夫一妻”为基础的多妾制，惩治“违律为婚”与“嫁娶违律”，“七出三不去”的离婚制度上。④先卑幼、后尊长的等级差别被法律加以强有力的保障，在一定范围内，甚至不惜以损害国家司法权为代价。这就导致了封建特权在整个封建法制中随处可见，八议、请、减、赎、官当、免官等都是对皇亲、国戚、贵族、官僚及其近亲属的保护。这种不平等的地位实质上是对提倡平等精神的民法理念的践踏。 在西方，资产阶级在酝酿推翻封建专制统治时期，以“天赋人权”为核心，提出自由、平等的法学观念，并不断完善其法学体系。它们提倡以人为中心，一切为了人、倡导人权观念和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这与中国传统的等级特权观念是截然不同的。 ２、“重刑轻民”的观念的影响。 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封闭的自然经济状态，民事关系比较单一，且有“礼”加以调整，这是封建国家制定的法律以刑事关系为主体。一个重要原因。《法经》是中华法系的源头。后世相继制定的《秦律》、《九章律》、《魏律》、《晋律》、《唐律疏议》、《宋刑统》、《大明律集解附例》直至《大清律例》，尽管名称、体例有所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都是“以刑为主，诸法合体”。这种法律体系的长期实施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法等于刑。先秦法家与儒家比较起来，是重视法的，但他们所一味宣扬的是严刑重罚，他们的“以法治国”，其实就是“以刑治国”，是教君王对自己的臣民敢下毒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