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剧坛的两大巨人.docVIP

明代曲坛上的两大巨人 ——浅谈“汤沈之争” 沈璟与汤显祖作为明代曲坛上的两大巨人，对戏曲格律与文辞的关系看法不同，汤显祖重格律，要求格律服从文辞，服从内容。沈璟则强调文辞服从格律，服从观众。两人持论相对，发生过碰撞文辞，并把同时的许多曲论家卷入其中参与讨论，这就是戏曲史上著名的“汤沈之争” 《牡丹亭》的音律问题直接引发了明代戏剧史上所谓的“汤沈之争”。由于忽视对该剧音律的探讨,导致人们对这场争论至今尚无合理的解释.汤显祖在牡丹亭的用韵、格律、宫调等方面,既有合理的运用规则,也有随意的破坏成例.汤沈之争暴露了明清戏曲家对戏曲音律认识的不足。 一、论争的背景 关于汤沈之争的产生背景，部分学者主张艺术背景说，即是从艺术内部看产生论争的环境。吴新雷《论戏曲史上临川派与吴江派之争》（《江海学刊》1962年12期）认为，明中叶浪漫主义文艺思潮的兴起和文学上公安派要求“独抒性灵”反对束缚，“反映到戏曲理论的发展上”，便出现了汤显祖的创作思想，与正流行的沈璟的声律“恰恰处于互不相容的境地”，于是便孕育了一场“论战”。复旦大学中文系编《中国文学批评史》与此观点相似。俞为民《重评汤沈之争》（《学术月刊》1983年12期）指出，“主要应该从艺术本身的现状中”寻找争论的产生背景，而汤沈之争是由“戏曲创作上存在的问题引起的”，即文人学士在剧作中“卖弄学问，显露才情”而很少顾及观众和舞台，从而引起了一些戏曲家的理论关注。此类意见，或者更强调文艺思潮的折射，或者更重视戏曲创作的内部需要。 有的学者在文艺思潮背景说的基础上，又补充提出政治立场背景说。徐朔方《汤显祖和沈璟》（《文学评论》丛刊第9辑）便主张汤沈的争论既是“当时思想意识领域内的斗争”在戏曲界的反映，同时也是“不同的政治立场的反映”。如在争论发生之前很久，汤沈在政治上便处于“不同的立场”，沈璟是执政的“追随者”，汤显祖则是“反对派”。 有的学者是从政治思想和戏曲创作两个方面来探讨论争的背景。邵曾祺《论吴江派和汤沈之争》（《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2辑）在说到论争出现在万历时代的历史“必然性”时，强调了两点：“一是戏曲界的大发展”导致了许多戏曲艺术上的有关问题及内部矛盾“被发现、被提出而引起研究和争辩”；其次，因万历是中国思想史上“新旧思想斗争得极激烈”的时代，作为文艺思想的“一支”，戏曲理论自然也要“受到激荡”。从总的研究趋势来看，近几年的研究文章多不同意政治斗争背景说。 二、论争的起因 曲学界对这场论争产生原因的认识，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吴新雷等人的“两点”说，即汤显祖批判了沈璟的声律论和沈璟改动了汤显祖的《牡丹亭》，从而引起了两派的论争。更多的学者则主张“一点”说，即论争是由《牡丹亭》所引起。如吴国钦《中国戏曲史漫话》就曾明言“问题是围绕着《牡丹亭》的改编而来的”。复旦大学中文系编《中国文学批评史》。陈万鼐《元明清剧曲史》也持这种观点。日本学人岩城秀夫《曲意与曲律》（《曲苑》第2辑）指出沈璟“按昆曲改订”该剧的字句，是使他们的对立尖锐化的“直接原因”。 在这场论争中谁是进攻者，谁是反攻者，学术界看法不一。“两点”论者多主张汤是进攻者，如吴新雷认为汤的《答吕姜山》、《答孙俟居》两封信“揭开了”论战的序幕，信中“彻底否定”了沈的声律论，沈璟便在《词隐先生论曲》中“针锋相对的反攻”。“一点”论者多主张沈是进攻者，如复旦《中国文学批评史》说：对《牡丹亭》声律缺点“责难”最为“激烈”的就是沈璟等吴江派，汤氏对此不满，提出了“反批评”。 三、汤沈的分歧 对汤沈分歧的研究，有两种不同的路子。一是结合各人的戏曲创作，从思想倾向和艺术理论两个方面论述汤沈之间的创作和理论分歧，出发点在扬汤抑沈。如赵景深《临川派与吴江派戏曲理论的斗争》（《曲论初探》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指出汤沈“争论”表现在三方面：在语言上汤的作品“富于文采”，沈则主张本色；在声律上汤主张以内容、风格和精神“为主”，音节应该“自然”，沈则主张“按照刻板的曲律”来写戏曲唱词；在对“封建道德”的态度上，沈作是“宣扬”，汤作是“叛逆”。邵曾褀认为汤沈的对立“在剧本创作上”表现为汤作是代表“新兴力量对旧思想旧制度的冲击”，沈作则明显提出“对封建道德的维护”；“在文艺理论上”，汤氏便有“反对摹古、反对格律”的主张，沈氏“保守和复古”的曲论则是当时“旧思想”的反映。 另一种研究的路子是只就两人的戏曲理论来论述汤沈之间的曲学分歧，出发点是各有抑扬甚至是扬沈抑汤。如叶长海指出，汤沈对戏曲创作的认识“侧重点不同”：第一，沈重“声律”，汤尚“文采”；第二，沈尊“条法”，汤擅“才情”。俞为民认为汤氏是对沈“严守曲律”和“崇尚本色”的主张有意见，因为这对汤来说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