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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6-18 发布于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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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的思想动机比较
对于中国的衰落,中国的教科书多数只是口号式总结成 腐败无能的清政“
府 ”、 “出卖主权 ”、 “内外勾结 ”、 丧权辱国“ ”。这里我想从当时士大夫阶层思想
认识的角度,对比着日本,探讨一下中国衰落的原因。
我认为,在客观上,近代中国实际上是接触到了西方的文明,即使是在鸦
片战争后,也完全有可能踏进国际世界,经历大胆的改革之后,周旋于列国之
间,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但是由于要维持历代在东方世界的光荣地位,中国从统治者到思想者,在
观念上基本上都否认了日益强盛的西方世界的存在。如前面所述,西方列国在
中国近代大部分士大夫的思维中,被归为 夷狄“ ”的范畴,西方制度,被视为 “夷
俗 ”。士大夫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 “吾闻用夏变夷,未闻变于夷 ”的正统思想,基
本上断绝了他们主动学习西方先进国家制度和科学技术的可能。
在对待外侮,中国也经历了否认、承认、图变自强的历程。 1860 年,以洋
务运动为代表的中国近代化进程终于艰难的启动。洋务派是比较具有危机意识
的士大夫阶层。其中又以奕欣和李鸿章为代表。
李鸿章最早向皇帝乃至全体中国士大夫们指出中国面临 “数千年未有之变
局 ”和数千年未有之强敌 ”,相对于当时以倭仁为首的国粹派的空谈阔论,李鸿
章的 “大变局 ”、 “强敌 ”观念,无疑是对西方挑战的严峻现实的认识上的深化,其
进步意义不容忽视。李鸿章在 1864 年写了一封信给恭亲王和文祥,信中说:
“鸿章窃以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
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用非所学,学非所用。无事则斥外国之利
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
不知洋人视火器为身心性命之学者已数百年。一旦豁然贯通,参阴阳而配造
化,实有指挥如意,从心所欲之快。 ……前者英法各国,以日本为外府,肆意诛
求。日本君臣发愤为雄,选宗室及大臣子弟之聪秀者,往西国制器厂师习各
艺,又购制器之器,在本国制习。现在已能驾驶轮船,造放炸炮。去年英人虚
声恫愒,以兵临之。然英人所恃而为攻战之利者,彼已分擅其长,用是凝然不
动,而英人固无如之何也。夫今之日本即明之倭寇也,距西国远而距中国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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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以自立,则将附丽于我,窥伺西人之短长;我无以自强,则并效尤于彼,
分西人之利薮。日本以海外区区小国,尚能及时改辙,知所取法。然则我中国
深维穷极而通之故,夫亦可以皇然变计矣。 ……杜挚有言曰:
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苏子瞻曰言之于无事之时,足以为
名,而恒苦于不信;言之于有事之时,足以见信,而已苦于无及。鸿章以为中
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
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我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
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业可精,而才亦可集。 ”这封信是中国十九世纪
最具有历史价值的一篇文章。在这封信中,李鸿章提出了三点主张:
第一、惟有学习西洋科技方能自存;第二、中国与日本孰弱孰强,要看哪
一个国家变得早、变得快;第三、改革要从培养人才入手,他要求改革科举制
度。不能不说,在公元 1864 年,李鸿章是伟大的政治家,他对世界的认识,是
最为清醒的。
洋务派另一位代表人物文祥,在临终前上奏清廷,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呼
吁:
“料敌审己,实有万万不能不办之势,亦实有万万不可再误之机。一误即不
能复更,不办即不堪设 ”。
北京条约签订后,恭亲王拟定了一个新的大政方针:
第一,以夷器和夷法对付夷人,即接受西方文化军事部分,这是中国的自
强之道;第二,在自强尚未实现时,中国应当谨守条约,避免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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