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产善意取得制度一般规定立法化研究.pdf

动产善意取得制度一般规定立法化研究 ——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草案)第 111 条 王轶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教授 关键词: 动产/善意取得/物权变动 内容提要: 重要的不是物权变动模式的立法选择本身，而是选择 之后。如何以立法上对于物权变动模式所作出的选择为前提，对物权 变动模式立法选择的体系效应作出妥当的回应。我国物权立法应直接 将动产善意取得制度作为特定权利取得的一种方式加以规定。 一、问题的提出 所谓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一般规定，是指包含动产善意取得制度 一般适用条件和法律效果的法律规定。相对于动产善意取得制度在适 用条件和法律效果上的例外情形而言，它具有一般性，属于动产善意 取得制度中的一般法。之所以选择这一题目进行讨论，一是考虑到动 产善意取得制度一般规定的立法化，是动产善意取得制度中的核心问 题;二是因为动产善意取得制度是民法上一个具有长久学术魅力的制 度。详言之，第一，对于当事人之间激烈的利益冲突，动产善意取得 制度所包含的利益协调策略，并未尊崇所有权神圣的理念，而是以保 护交易安全必要性的证成为前提，确立了这一理念的例外情形。对于 1 动产善意取得制度一般规定立法化的研究，可以揭示不同国家和地区 的立法者在确立所有权神圣原则的例外时，在法律技术上的差别;第 二，物权变动模式的立法选择，是我国物权法制定过程中最具争议的 问题之一。物权变动模式的不同立法选择，实质上是体现了不同国家 和地区的立法者，运用民法的基本范畴来解释生活世界时在选择上的 差异。这属于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不必也无法强求 一律。因此，重要的不是物权变动模式的立法选择本身，而是选择之 后。也就是说，重要的是，如何以立法上对于物权变动模式所作出的 选择为前提，对物权变动模式立法选择的体系效应作出妥当的回应。 从而对于民法上与物权变动模式具有内在逻辑关联的制度作出妥当 的设计，以贯彻形式意义上体系强制的要求。① 而如何妥当设计动 产善意取得制度一般规定的立法化，就属于这类问题中有代表性的一 个。正是基于这些考虑，笔者力图在比较考察动产善意取得制度一般 规定立法化的基础上，讨论如何实现我国民法上动产善意取得制度一 般规定的立法化，并简要评析《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草案)第 111 条的规定。 二、比较法的考察 (一)罗马法和日耳曼法 在罗马法上，就传来取得奉行“后手的权利不得优于前手”的原 则，如买主从卖主处买得物品时，所取得的所有权的权利不得超过卖 主原有的权利，而只能等于或小于卖主的权利。② 因而在动产占有 2 人无权处分动产时，仅是一般地规定处分行为无效，动产所有人可以 基于“发现我物之处，我取回之”的法律原则，取回动产。该制度侧 重对所有权人的保护，即使受让人为善意，所有人也可对其主张所有 物返还请求权，根本不承认动产善意取得制度作为一般规定的例外。 至共和国末年，交易迁徙频繁，为适应商品经济发展，以及促进经济 流转，缓解举证困难的需要，才在罗马法上出现了平衡所有人与善意 受让人之间利益的法律对策：认可短期取得时效制度。公元前 451—450年颁行的《十二表法》规定，善意受让人得就其受让的动 产主张时效取得，只不过取得时效期间较短，仅为一年。③ 这就在 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严格奉行“后手的权利不得优于前手”原则所引 致的弊端。 日耳曼法与罗马法有所不同。它首先将物由他人占有的事实，依 据其原因区分为非经由自由意志的占有脱离和基于自由意志的占有 委托。在占有委托的情况下，如果占有人将其占有的动产让与第三人， 或者被第三人强夺而去，基于“以手护手”观念：“你将你的信赖置 于何处，就应于该处寻之”，动产的所有权人只能依据“所有人任意 让他人占有其物者，只能对该他人请求返还”的原则，向占有人请求 返还占有物，如占有人将财产移转给第三人时，权利人不得向第三人 主张所有物返还请求权，而只能向转让人请求赔偿损失。④ “以手 护手”观念所包含的制度设计，既是一项对于物的追及制度，更是一 项对于物的绝对追及制度的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