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学史 高教版 第五章 隋唐五代美学.pptVIP

（二）张旭书法的美学风格：“超以象外”的意境 张旭的书法把情感与历史兴替、宇宙万物融为一体，创造出独特的书法意境。韩愈说：“往时张旭善草书，不治他伎，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送高闲上人序》）这正是“超以象外，得其环中”的境界。 张旭的草书有着突出特点。其一，书为万象，万象归书。《新唐书》载：“旭自言，始见公主担夫争道，又闻鼓吹，而得笔法意，观倡公孙舞剑器，得其神”。公主与担夫的挤让之姿及其韵味，剑器舞的刚柔弛骤及其神理，都被张旭化入笔端，展现出一切即一、一即一切的审美风貌。其二，重视意境的营造。与前人相比，张旭书法更重视整体构图，在整体构图中营造出“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浪漫意境。其三，气势磅礴，感情充沛。以《古诗四首》为例，其书如山呼、如海啸、如烈焰、如飓风，冲决一切的气势中蕴藏着无比浪漫的感情。宗白华说：“张旭的书法不但抒写自己的情感，也表示自然界各种变动的形象。……这些形象在他的书法里不是事物的刻画，而是情景交融的意境。”张旭狂草集盛唐的乐舞、诗、画浪漫精神于一体，使书法艺术成为抒发感情的艺术手段，营造出狂放昂扬、气魄宏大的书法意境，充分展现出盛唐的时代精神。 （三）吴道子画的美学风格：“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 吴道子几乎擅画各种题材，如人物、佛像、鬼神、台殿、草木、禽兽、山水，等等，皆冠绝于世，但绘画多取材佛教、道教经典及相关故事，据《历代名画记》及《宣和画谱》载，吴道子曾创作过大量的地狱变相、天尊像、佛会图、观音菩萨像、地藏像、炽盛光佛像、阿弥陀佛像、道教神像作品。吴道子画流传下来的真迹很少，公认吴画代表作《天王送子图》疑为宋代的真迹摹制品。吴道子曾师从张旭学习书法，受其影响，在绘画方式上用笔极快。 吴道子的人物画造型上的一个鲜明特点是传神，即具有和雕塑艺术相类似的视觉效果。宋代董逌说：“吴生画人物如塑，旁见周视，盖四面可意会。其笔迹圆细如铜丝萦盘，朱粉厚薄，皆见骨高下。而肉起陷处，此其目有得者，恐观者不能与此求之，故并以设彩者见焉。此画人物尤小，气韵落落，有宏大放纵之态，又其难者也。”（《广川画跋》卷六《跋李祥收吴生人物》）“旁见周视，画四面可意会”，是高超的造型技巧与设彩技巧高度统一的结果。吴道子的画以“壮美”的风骨表现了盛唐那种热烈、健康、刚健向上的精神气质，确立了新的民族风格，即后人所称的“吴家样”，对后世绘画影响深远。 在绘画方面，张彦远说“近代之画，焕烂而求备”（《历代名画记》卷一《论画六法》）。盛唐时期，宗教题材的绘画得到重视，人物、牛马、花鸟、山水画在中唐时期取得自己的独特地位而迅速发展，中晚唐的人物画以“周家样”为主，山水画以水墨山水为主。五代时期主要成就表现在花鸟画和山水画领域，南唐人物画也有很大成就。隋唐五代时期出现了包括“画圣”吴道子在内的一大批著名画家，对后世影响很大。 隋唐五代还是一个乐舞十分发达的时代。这首先归功于开明的文艺政策。据《旧唐书·音乐志一》记载，御史大夫杜淹认为“前代兴亡，实由于乐”，唐太宗说：“不然，夫音声能感人，自然之道也，故欢者闻之则悦，忧者听之则悲。悲欢之情，在于人心，非由乐也。将亡之政，其民必苦，然苦心所感，故闻之则悲耳。”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乐舞艺术自然会得到充分的发展。在隋代，中原乐舞和南方乐舞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九部乐，至唐太宗时，增加高昌乐舞一部，成为十部乐，胡乐、胡舞得以盛行。这些传入中原的龟兹乐、西凉乐、高昌乐等融合传统的“雅乐”“古乐”，出现了许多创新。 唐代的音乐美学思想，白居易《策林·复乐古器古曲》中的一段话可为代表：“乐者本于声，声者发于情，情者系于政。盖政和则情和，情和则声和；而安乐之音，由是作焉。政失则情失，情失则声失；而哀淫之音，由是作焉，斯所谓音声之道，与政通矣。”白居易继承了《乐记》的音乐美学思想，既指出了音乐发自情感的本质特征和情在其中的关联作用，又强调了音乐与社会的关系，并突出了其政教性的社会功用。 另外，唐代的园林美学和服饰美学等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二）从艺术的范畴和理论方面来划分 意境论是唐人对中国美学的重要贡献。刘勰在《文心雕龙·隐秀》中首先用“境”来评论嵇康、阮籍的诗，谓其诗“境玄思淡”，并提出“文外之重旨”“深文隐蔚，馀味曲包”等重要问题。盛唐后，传为王昌龄所作的《诗格》则对意境进行了深入的描述。其后皎然、刘禹锡分别提出“取境”（皎然《诗式·取境》）、“境生于象外”（刘禹锡《董氏武陵集纪》）等重要命题，又把意境论推进一步。晚唐司空图著《二十四诗品》，使意境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