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政治制度随笔.docVIP

柏拉图有句名言：“灵魂有多少形状，国家就有多少形状。”思想家们正是从对人性的分析和对人类经验观察中引申出政治原则。事实上，任何一种社会制度，作为一种约束和协调人们行为的规范体系，都隐含着对人性的规范性以及人的行为取向的某种主观预期和理论假设。这种预设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公共权力规范构建的思维方式以及制度选择的可能性空间。制度分析到最后其实是对人性的分析，有什么样的人性假设就相应地会有什么样的制度安排。 一种政治制度的形成与人们对人的认识有关，政治机器并不自行运转，正如它最初是由人制成的，同样还需由人，甚至是由普通人去操纵。这样，现实中人的状况或人们心目中人的状况对政治制度的设计和选择就有某种隐约的指导和律约。于是，不同的对人性的认识就会导致不同的制度选择。 人类的历史就是人性的发展和成长的过程，人性是随着历史发展而不断丰富、充盈和变化大，也正因为它在其自身限度内是发展变化和显现着对抗和冲突，才使得几千年的人性认识没有定论，也正因为如此，历史在人性的范畴内获得了其属人的丰富性和与制度的相关性。。但不管人性怎么变化，任何国家制度的选择和设计都毫无疑义地要体现人性的要求，因为国家制度的选择和设计归根到底是人自身的意义、价值和人性的要求。当然，由此反观国家制度的设计，都必须以某种人性的预设为前提，不管是以人性善的预设还是以人性恶的预设，在其操作层面上都是以某种对于人性的洞见为前提的。 在古希腊，对人的认识就已成为哲学家们研究的重要主题。在对现实中人的研究中，古希腊形成了对人性不甚乐观的看法。当时社会上影响深广的一种意见认为：任何人只要能够实行非正义的行为而无须承担任何后果，那他们就会去实行非正义，没有人会坚持不染指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苏格拉底受审是古希腊影响深远的政治事件。一个具有卓越智慧、不懈追求真理、努力使城邦生活臻于完善的哲人仅仅因为思想不符合当时社会的主流而被城邦中的多数以不敬国家所奉的神和诱导败坏青年的罪名处死。它昭示人性中某些卑鄙龌龊的因素如虚荣、嫉妒和对自己无知的无知。苏格拉底事件直接影响了柏拉图对人的看法。柏拉图认为所有人，包括那些好人，都有一种不愿约束的兽性，在我们的理智沉睡的时候，它就开始窥视，活动起来。所以柏拉图认为现实城邦必须把法律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人们必须为他们自己制定法律并在生活中遵守它们，否则他们无异于最野蛮的野兽。对一个视法律为从属物而无权威的国家，在柏拉图看来它离毁灭也就不远了。但当一个法律高于统治者，统治者低于法律之下的国家，这个国家就享有神所赋予的每一祝福而得救了。一个处于法治状态的城邦是第二等好的国家。 亚里士多德继承了柏拉图的法治思想并把它发扬光大。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人都爱自己，而自爱出于天赋。他们关怀自己的所有，而忽视公共的事物；对于公共的一切，他们至多只留心到其中对他个人多少有些相关的事物。人类的本性使谁都难免有感情，常人自不用多说，就是最好的人们也未免有热忱，这就往往导致执政偏向。因此，追求至善目标的城邦必须以法律为依归，因为法律恰恰是免除一切情欲影响的神祇和理智的体现。法律之治优于任何形态的人治，它是城邦政治生活的必然状态。他指出：“谁说应该由法律遂其统治，这就有如说，唯独神祇和理智可以行使统治，至于谁说应该让一个个人来统治，这就在政治中混入了兽性的因素。” 大体上说，进入近代以来的西方思想家所崇尚的人性论主要是人性恶论。这里，人性恶之恶，并不是伦理意义上的恶，而主要是指人性中的自私性一面。主张人性恶，也就是等于承认人之本性在于趋利避害，自我保存，承认人人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堕落趋势和罪恶潜能，必须有某种制度化的东西对其加以约束，否则，人之私欲必将泛滥，人类社会宛如狼群，从而危及自身的生存。 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过程中，为适应资本主义发展需要，以霍布斯、洛克、卢梭、孟德斯鸠等为首的思想家们也在不断的思考人性与国家制度，那时候盛行的是古典自由主义。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是个人主义，它将一种抽象的、独立自由平等的个人作为政治哲学的出发点，将这种原子式的个人视为国家的基础和本原，而国家只不过是个人的集合。因此自由主义在论述国家之前必须首先论述抽象的独立的作为类存在的人。自由主义对人的观念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肯定人的自由和权利的先天性和本原性，并把它视为不证自明的真理；二是揭示人性中的邪恶，并认为人性邪恶或人格缺陷是不争的事实。霍布斯认为人的本性是利己的，趋利避害基自我保存是支配人类行为的根本原则，同时，人的欲望也是无限的，然而自然资源和社会财富却是有限的。当人们同时想占有某物而不能共有或分享时，则必然成为仇敌。每个人都企图用伤害他人的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于是人类就陷于每个人反对每个人的战争的状态。洛克虽然把追求私利视为人的一项当然权利，但他也充分估计到了人性的弱点，看到人类具备超人智慧和天使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