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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规则的力量 2005年12月7日《中国青年报》一则题为《一场被法外力量左右的审判》的系列报道也印证了这一点：一场审判中的所有人——辩方律师、公诉人、审判长、主审方法院院长都持无罪意见，但受审者周澄最终获刑5年。在周澄刑满出狱之后，完全出于偶然，他得到了一套与案件审判有关的案卷副本。这套案卷副本记录了影响决定他命运的那场审判的力量。而可笑的是，周澄最终被判刑完全是因为上级领导的意见。 核心提示 一场审判中的所有人——辩方律师、公诉人、审判长、主审方法院院长都持无罪意见，但受审者周澄最终获刑5年。在周澄刑满出狱之后，完全出于偶然，他得到了一套与案件审判有关的案卷副本。这套案卷副本记录了影响决定他命运的那场审判的力量。案卷副本，来自主审方法院院长，是这名院长得知自己身患绝症后主动交给获刑者的。周澄是否有罪在这里似乎已经不再重要了。那种超越法律左右了这场审判的力量，以及此案折射出的中国司法实践的某种现实困境，才是本案最该得到关注的焦点。 法院院长临终时交给周澄一份档案记录 2001年，辽宁省本溪市平山区法院院长范玉林知道自己身患绝症，行将不远。他找到了周澄。周澄拿到的，是一份有关他案情的档案记录副本。这份记录副本中，包括有关方面召开的案情讨论纪要等。把案卷副本交给周澄时，范玉林说：“在法庭上，我们已经无能为力了。上面要判几年就是几年，我们已经说了不算了。这份东西本不应该交给你，但你拿着，将来或许有用。” 辩方律师很无奈，有种力量在左右着审判 李肖霖，北京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1998年12月3日，他受聘为周澄提供法律帮助。阅卷之后，他马上决定进行无罪辩护。“案情并不复杂，也不存在什么司法难点，所以当初我们毫不犹豫。”他对记者说，当时案卷上没有什么能给周澄带来真正威胁的证据，“胜诉的可能性很大”。 检方指控周澄有如下事实：“被告人周澄于1994年11月，向西安市金属材料公司业务员唐文刚借款300万元用于炒期货，1995年5月18日周澄将炒期货到期的313万元（利息13万元）汇入北京本钢物资销售中心账号，次日提出173万元，用于个人在北京亚运村汇园公寓K楼301室购买三室二厅私房一处。”……针对这一点，李肖霖当庭辩护说：首先，周澄借朋友的钱炒期货没有违反任何法律，所得利息依法也应当归个人所有，在这个款项所有权确定后，其后无论怎样使用这笔钱，无论汇到哪个账号上使用，只要使用目的合法均不可能导致犯罪。更不可能构成挪用公款的行为……本钢北京中心在成立之初，没有任何注册资金注入，初始运作费用由周澄自行出资和向朋友借款筹集。“也就是说，北京中心就没有公款，他怎么犯挪用公款罪呢？犯罪客体就不存在啊！”凭李肖霖的经验，他的辩护是有力的，庭审结束后，“公诉方都说辩得不错”。 但最终，他的无罪意见并没有被采纳。李肖霖对案件审理过程心存疑问，他发现，有一种力量左右着这场审判。他向记者出示了他当年的工作笔记，上面清楚地记下了一些他认为值得特别注意的事件：“1999年5月5日，和审判长通电话，她讲该案已向上面汇报。”“1999年9月20日，周澄的判决今天宣布，法院通知徐凯（周澄本溪的辩护律师——记者注），但没有通知我们。据知情人士讲，上面非要判，而司法机关则认为无罪，但顶不住上面的压力。知情人士讲，这些讨论已全部记录在案。”李肖霖承认，这个案子超出了他作为一个律师的能力范围。 审判长落槌判罪，却一直说判罪证据不足 曾经在法庭上落槌判罪的周澄一案的审判长，在案情报告中认定如下：周澄所用款项虽是从北京中心账户上划走的，但是那笔款子系被告人炒期货所得。以个人名义购买房子，但在事实上没有归个人使用，是正式挂牌归公家使用，作为办公场所，而且被告人也还没有办理产权证。退一步讲，即便是登记在被告名下，那也只能是贪污不能是挪用。被告人周澄犯挪用公款罪证据是不足的。 1999年9月10日，本案合议庭评议。审判长说道：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周澄挪用公款理由不成立。如果是挪用，也只能是挪用客户款，审计说明可以证实。“我认为认定被告人周澄犯挪用公款罪的证据不足，应宣告无罪。”一名审判员则说：“周澄的这笔款子乃是他以个人名义借的，不能视作公款，虽然后来为本钢办公司买房子，但是不构成犯罪。”另一名审判员表达了同样的无罪意见。 当年那位公诉人，现主动为周澄写申诉状 滕俭秋，原本溪市平山区检察院起诉科科长，周澄案的公诉人。现已退休的滕俭秋在平山区司法服务站“发挥余热”。10月21日，她刚刚从丹东跑案子回来。一个相当荒诞的事实是，周澄案的起诉状和申诉状同出于她手。 1999年初，她作为公诉方写了起诉状，指控周澄挪用公款，“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周澄出狱后，不在位的她又主动帮他写了申诉状，“请求撤销本溪市中级人民法院本法（1999）刑终字第185号刑事裁定”，因为“申诉人的行为不符合挪用公款的犯罪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