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傲慢与偏见》与《红楼梦》爱情观之比较篇-最新文档.docVIP

《傲慢与偏见》与《红楼梦》爱情观之比较篇 　　作为中国四大古典名著的之首的《红楼梦》，它在中国及甚至世界文学宝库中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作者曹雪芹以他的“儿女笔墨”，表面上是对“古代中国青年男女在爱情婚姻上悲欢离合的生动描画，实际上却是以一种蔚然大观的笔法书写社会全貌。”而英国著名现实主义作家简奥斯汀的代表作品：《傲慢与偏见》也以其世情笔墨，生动地反映了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处于保守和闭塞状态下的英国乡镇生活和世态人情。“一样儿女悲欢事，中英两本世情书。”形象地概括了两部著作的异曲同工之妙。 　　在世界的文学史的长河中，爱情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在《红楼梦》和《傲慢与偏见》的对比中，以两部著作表现出的不同爱情观为核心，理解作者想表达的个人婚恋观念，以此深化对作品和作家的解读。本文通过对两部著作中两对主人公爱情产生的背景、作品主人公性格分析以及感情发展重点情节的分析，不同侧面出发，试图从中找到小说分别想表达的爱情婚恋观。 　　一、相似的爱情土壤 　　（一）门当户对的传统婚恋观 　　《傲慢与偏见》和《红楼梦》中，能够看到一种“体制式”传统婚恋观念――讲究门当户对。在等级分明的封建社会，中西方妇女地位低下，在婚姻中往往处于被动的地位。反映在小说《傲慢与偏见》中，一门满意的婚姻成为实现封建妇女保持社会与经济地位理想最有效的途径，这个满意的条件可以概括为经济财产和门第出生的相得益彰。小说中始终贯穿着一种贵族阶层对中下层群体的“贵族意识”和下层群体对贵族阶层的一种本能的“向往”。男主人公达西对下层乡绅阶级始终持有一种鄙夷态度，以及他那来源于高贵出身的傲慢与孤高；彬格莱先生的妹妹和达西先生的姨妈凯瑟琳女士更是毫无风度的矫揉造作与傲慢无礼；最为极端的夏绿蒂小姐则把婚姻当做衣食之计而委曲求全的婚姻选择。相比之下，伊丽莎白的可贵之处便在于她能在这种矛盾之中找到平衡的支点――人格的高贵弥补出身的低微，才学和美貌填补财产经济上的欠缺。这里能够看出作者本身对传统讲究门当户对的婚恋观的批判，通过对女主人公伊丽莎白的刻画表现出一种冲破传统礼教束缚，追求一种以感情为婚姻基础，辅之以财产、金钱和地位等因素的理想婚姻观念。 　　《红楼梦》中同样体现出一种对传统婚恋观的反叛精神。在古代中国，建立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婚姻缔结理念之上的婚恋观，是造成宝黛爱情悲剧的主要原因。“金玉良缘”取代“木石姻缘”，主要是因为黛玉父母早亡，家道中落，而薛宝钗出身在“珍珠如土金如铁”的薛家，作为名门闺秀，“贾府上下都要对她另眼相看。”这里断章取义来解释诗句“芍药与君为近侍，芙蓉何处避芳尘？”，若是把薛宝钗比作艳冠群芳的牡丹花，就是再绰约多姿的芙蓉芍药（黛玉晴雯等人）之类在她面前也须得避让三分，这里恐怕不只是对宝钗美貌的赞扬，更显示出宝黛在家世门第上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二）爱情义场中的有和无 　　感情的天平需要有一个合适的支点支撑，往往只有在双方的相对平等之下才能保证爱情的长久，才能使爱情顺利通往婚姻的殿堂。在爱情的“语义场”里，财产、金钱、地位等诸多义素在互相关联，相互影响。《傲慢与偏见》和《红楼梦》中，不难看出贾宝玉和达西有共同之处――两位男主人公在爱情义场中所占有的明显的有利地位。相对应的，黛玉和伊丽莎白则是相对弱势的一方。 　　在爱情的议场里，达西和宝玉是有的一方，黛玉和伊丽莎白是无。黛玉有的只有一颗“质本洁来还洁去”的内心，伊丽莎白有的只是一种精神上的支撑――人格上的不卑不亢，性格上的争强好胜。在史湘云说唱小旦的戏子和黛玉长得像时，黛玉一改以往的微嗔薄讥，而成了雷霆震怒。这恰恰是黛玉性格中自卑的体现，因为自卑而更加敏感于他人的看法。伊丽莎白则选择一种更强势的反抗态度，用自己的智慧和理性作为捍卫尊严的武器。在咖苔琳女士对伊丽莎白恶语相向时，伊丽莎白能够做出反抗，勇敢地同以咖苔琳夫人为代表的封建时代的顽固势力作斗争，在与咖苔琳夫人的唇枪舌战中取得胜利。这也体现出作者简奥斯汀对新的婚姻观念的信心满满，也有对封建顽固势力的深刻地鞭挞和讽刺。 　　二、同中有异的爱情观 　　虽然《红楼梦》和《傲慢与偏见》故事发生在不同的历史和时代背景之下，但共同的现实主义原则使它们殊途同归，它们同样是封建社会制度压迫下叛逆者反抗者的悲歌，寄托着它们打破传统封建礼教，突破世俗婚姻观念的理想爱情观。但两者又存在着一定差异。 　　《红楼梦》中宝黛在婚姻上的悲剧结局，使得爱情本身得到了升华，宝黛之恋因为它的悲剧色彩而更显得崇高，震撼，动人心魄。细观宝黛从初逢的一见钟情，到相知相恋的痴情万种，黛玉的痴，宝玉的傻，“两相知而不能相和，想和而不能想和，想和却仍难相通！”这是一种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不求世人理解，无需槛外人推敲，不求共结连理和地久天长的婚姻，哪怕最后为倾国倾城貌落得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