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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 的组织形态》读书报告 一、图书基本信息 作者：王奇生 书名：《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出版社：华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0年12月 二、内容简介 该书着力于考察国民党的组织形态，试图从国民党内部探寻其制度结构与运作机制，探索国民党败退的“失败的种子”。 作者王奇生在广搜博采、坚实考订史料的基础上，对国民党自改组、“容共”、清党，至转型、蜕变、衰微的来龙去脉做了一次内在梳理，兼及国民党的阶级基础、党治结构、党政关系、政治录用、派系纷争、党团抗衡乃至党员群体分析，从各个方面把国民党的组织形态剖析得相当透彻。 经过一番深入的考察之后，王奇生先生提出：国民党只是一个弱势独裁政党，有独裁之心，而乏独裁之力。即：“国民党是一个老党，一个大党，却从来不是一个具有严密组织和高度内聚力的政党。国民党虽然具有强烈的一党独裁和政治垄断意识，但其党力相对于中国的国家规模而言，并不强大。党机器长期处于派系纷争和软弱涣散状态，其离散而有限的党力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它训政的力度。” 三、三点读书体会 （一）研究党史应当兼顾“党治史”和“治党史” 在中国传统的“四民社会”中，王朝政治体制对社会运行发挥主导性作用，皇帝、官僚阶层和平民之间，实现有限的相互制约。经历剧变的近代中国，其政治体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中一个最显著的变化就是实现了从传统王朝政治体制向现代党治体制的转型。 要深入地了解近代中国，把握20世纪的中国政治体制变化的大趋势（即从传统王朝政治体制向现代党治体制的转型）是一个重要切入点，研究政党史是一个重要方向，而研究国民党党史更是重中之重。国民党政权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党治政权，中国国民党败退台湾，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上最为重大的政治事件之一。 以往研究国民党党史，学界多从国民党控制和行使国家统治权力的角度入手，而对国民党自身组织建设、组织管理和组织发展演变的历史关注不多，这不利于全面地了解国民党党史。王奇生在吸取国民党党治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另辟蹊径，更多地关注国民党治党史，为我们研究国民党党史开辟了新的思路，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其实，政党政治不仅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剧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还对近代世界历史的进程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在中国之外，还有许多国家通过政党政治改革而走向现代化。我们在研究国民党党史时，既要研究“党治史”，又要研究“治党史”，在研究其他政党的历史时，也要兼顾“党治”和“治党”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只有同时关照这两个方面，才是一部相对完整的“党史”。 （二）中国共产党执政可借鉴国民党经验 “国民党和共产党是一根藤上结的两个瓜”，两者的组织机构均模仿苏联共产党，区别在于国民党只学了表面功夫，只学苏俄政党的组织形态，却不学苏俄政党的意识形态，而共产党是在全面学习，当然也适当地做了些修正。今天，我们研究国民党党史，对于大陆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而言，有极大的借鉴价值。 国民政府时期的国民党基层组织十分涣散，严重制约了训政的力度。就像王奇生所说的一样，国共分家后，国民党漠视当时中国实际存在的阶级对立和冲突，声称代表“全民”利益，而这样一张“全民”利益实际上并不存在。国民党企图把本身的政治基础建立在彼此利益相互冲突的各阶级联盟之上，其结果却是两不讨好。“全民”中没有哪一个阶级，真正认同或感觉到国民党确实代表了他们的利益。国民党自然也没有一个真正属于它的社会阶级基础。这对共产党是一个重要的警示：中共应该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巩固群众基础。可喜的是，中国共产党注重基层组织建设，完善基层党组织制度，不断吸收能够在群众中发挥先锋模范带头作用的优秀积极分子入党，并始终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中共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国民党在进行制度设计时，对欧美国家和苏联的做法兼收并蓄——一方面依照西方分权学说，成立了五院，另一方面又依照苏俄党治学说，设立了集中的中执会、中政会。但在欧美民主政治国家，有立法、司法、行政等分权的机关，没有党治集权的委员会；而在苏俄那样的党治国家里，有集权的党的一元化领导委员会，却无分权的独立机构。这种混合的制度使得国民党陷入尴尬的境地：它追求集权使得民主宪政的蓝图成为泡影，他宣扬民主使得国民党党外势力攻击其集权的做法。难怪陈果夫抱怨说“党的宣传为民主自由，党的训练为军事化，党的组织为学苏联，内部是中国的。如此东拼西凑，不成一套，如何是好？” 当下，中国共产党坚决的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道路，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也以开放的姿态吸收国外的政党经验和民主政治建设经验。中共的高明之处，在于善于将国外经验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在建设